中央研究院柯志明院士研究台灣族群混居與通婚的關係，以及平埔族群改漢姓漢化的研究.
柯志明院士的研究確實深入處理了「漢番混居」、「通婚」與「熟番改漢姓漢化」的議題，但其切入的角度與傳統「文化同化論」（認為漢文化強大、原住民自然而然被吸納）截然不同。
柯志明從歷史制度論與政治經濟學出發，將混居、通婚與賜姓改姓視為「土地產權爭奪」、「稅役轉移」與「國家治理部署」下的策略性產物。
一、漢番混居與通婚：地權交易與制度滲透的手段
在傳統敘事中，民間通婚常被浪漫化為單純的族群融合（如俗諺「有唐山公，無唐山媽」）；但柯志明透過《淡新檔案》、岸裡大社文書與清代契約分析，揭示通婚與混居背後常蘊含著高度功利的地權圖謀：
- 「贅婿」入贅作為侵佔番地的捷徑
- 清廷為防止漢人掠奪番地，原則上禁止漢人典買熟番口糧地與保留地。
- 為突破官方禁令，大量漢人佃戶、通事或小商人採取「招贅入贅」方式進入熟番家庭（稱為漢人番婿），或娶熟番婦女為妻妾。
- 入贅後，漢人婿便能以「代管代耕」、「料理家產」的名義，名正言順取得該番戶口糧田的經營權甚至處分權，逐步架空原住民的土地掌控。
- 混居帶來的「制度漏洞」與防線崩解
- 清廷設計的三層制原意是要將漢人與熟番「分區劃界」，讓熟番在沿山緩衝區守隘防生番。
- 但隨著漢人透過入贅、借貸質押進駐熟番聚落，形成了實質上的「漢番混居」。混居直接導致官方無法以「地理空間」有效隔絕兩者，漢人進一步將熟番土地轉包、私賣給沿山游民（奸民），使官府規劃的族群隔離防線由內部瓦解。
二、熟番改漢姓與漢化：非自然同化，而是「國家的治理技術」
針對平埔族群的「改漢姓」與所謂「漢化」，柯志明的核心觀點是：這是國家體制與熟番社會在賦稅、平亂軍功與身分認定中相互博弈的產物，而非平原原住民自發性的文化臣服。
- 乾隆朝的「賜姓」與軍事政治結盟
- 清廷對熟番大量賜姓（如潘、蠻、陳、錢等，尤以水字旁加番的「潘」姓最為普遍）並非純粹的教化之舉，而是緊密扣連著「軍事動員」與「忠誠認定」。
- 特別是在林爽文事件、朱一貴事件及各類分類械鬥中，平埔各社作為官方平亂主力，立下戰功的頭目與番兵獲官府賜姓、賞賜頂戴或封官銜。柯志明指出，這種「改姓／賜姓」是帝國將熟番納入「番屯制」體系的戶政手段，目的是確立誰是效忠朝廷的「屯番」，藉以發放屯餉與屯田。
- 熟番菁英的策略性「偽裝」與身分流動
- 柯志明強調熟番社會內部存在階層分化，土目、通事等熟番菁英（如岸裡社潘敦仔家族）很早就習得漢文、改用漢姓、修建漢式祠堂，甚至參與科舉（設番學、番秀才）。
- 這類文化上的「漢化」與姓氏改換，常是熟番菁英面對清朝官僚體制時的策略性防禦與自利工具：只有掌握漢人的法律文書格式、訴訟修辭與功名身分，才能在爭奪「番大租」產權、向官府控告漢佃侵墾的官司中站得住腳。
- 戶籍制度與日治時期的「分類固化」
- 柯志明在結合日治檔案檢視清代遺留問題時指出，許多熟番家戶在清末已普遍使用漢姓、操閩語或客語，但在地方社會關係中，他們依然保有「番業主（番頭家）」的租權地位。
- 直到日治初期進行土地調查與戶口調查，日本殖民政府才依據「是否仍享有番租、祖先來源」將這群已改漢姓、穿漢服的居民正式登記為「熟」或「福／粵」，進一步揭示了「漢姓」並不等同於文化完全抹消，而是清代長期土地與政治互動下留下的歷史層積。
總結
在柯志明的論述架構中：
- 混居與通婚是漢人資本向番界滲透、蠶食番地產權的重要社會微觀機制；
- 改漢姓與漢化則是清帝國推行番屯軍事化管理、以及熟番菁英為了在土地訴訟與官方制度中維護自身特權所採取的政治性與制度性適應。
他打破了過去「漢人人口優勢自然融合平埔族」的迷思，證實了這些現象始終深植於帝國統治權力與土地利益的爭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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