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中央研究院柯志明院士的清代台灣族群研究

 

台灣中央研究院柯志明院士的清代台灣族群研究

中央研究院柯志明院士是當代結合歷史社會學、政治經濟學與臺灣史研究的重量級學者。他突破了傳統臺灣史在「漢人拓墾史觀」與「單向漢化／剝削論」的框架，將「國家政權」、「族群分類」與「土地產權制度」三者緊密扣連，提出「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與「歷史制度論（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的開創性視角。其學術生命中最具里程碑意義的兩大族群研究巨著，分別為 2001 年出版的《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以及 2021 年出版的三卷本百萬字巨著《熟番與奸民：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

一、學術關懷與理論對話：重新找回「國家」與「族群政治」

在柯志明開展其族群研究之前，臺灣清代地權與族群史主要存在兩大對立論述：

1. 結構剝削與漢化論（施添福等人）：認為清帝國與漢人移民形成同盟，官方政策本質上偏袒漢墾戶，熟番（平埔原住民）在國家租稅重壓與漢人巧取豪奪下，土地流失、文化消解，走向不可逆的衰亡。
2. 理性邊陲統治論（邵式柏 John R. Shepherd）：主張清廷是一個精於「成本效益分析」的理性行動者，為避免在臺灣引發大規模族群流血衝突而增加駐軍成本，官方常積極立法保障熟番地權，藉由護番以制衡漢人拓墾。

柯志明指出，這兩派理論各自掌握了部分歷史真實，卻無法解釋清廷在政策制定上的矛盾、轉折與意外後果。為此，他引入歷史制度論，強調國家雖具備戰略意圖，但其理性受限於歷史情境與既有制度遺產（Path Dependency），治理策略更是在地方突發事件（如民變、械鬥）與各群體抗爭互動中被動演化而來。

二、《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2001）的核心論述

《番頭家》的核心課題在於：為何清代土地契約中常出現漢人稱呼原住民為「番頭家（業主）」的現象？清帝國是如何藉由操縱土地產權來落實族群治理的？

1. 從「消極封禁」到「三層制」的演變

康熙年間，清廷將臺灣視為海外化外之地，採取「劃界封禁」策略，設立土牛溝與界石，試圖以物理隔離阻絕漢民進入番界。然而，漢人無休止的偷渡越界使得單純的隔離政策迅速破產。

歷經雍正朝的稅制改革（開禁陞科以補足番餉差額，意外引發番地快速流失）與乾隆初年朱一貴事件後的政治震盪，清廷逐步調整戰略，由「消極隔離」轉向「積極利用熟番」的結盟政策。乾隆中葉，官方確立了「生番在內、熟番居中、漢人居外」的三層式族群空間分佈體制：

• 沿海與平原舊墾區：配置漢人，從事定耕農業與完納糧稅。
• 沿山近山緩衝地帶：配置熟番，藉由守隘阻擋內山生番出草，同時防範漢人私墾越界。
• 內山深處：維持生番的原生領域。

2. 地權演化與「番大租」的制度化

國家要讓熟番長期承擔邊疆守隘、抵禦生番的軍事防衛責任，就必須提供其經濟生計保障。

• 給照保護與換約確認：官方不再放任漢人全面奪佔番地，而是透過劃界立石、給予熟番「口糧地」與「界外埔地」，將既成事實的漢墾土地轉換為「一田二主」關係。
• 番大租的確立：熟番成為享有收取定額大租權利的「番大租戶」（番頭家），而實際出資招佃開墾的漢人則成為「小租戶」。
• 歷史制度論的解釋：番大租制度並非清帝國出於純粹的慈善或道德關懷，而是帝國為降低統治成本、避免動員中央正規軍，所設計出以「土地地租交換族群邊防軍事勞役」的治理合約。

3. 制度危機與「番屯制」重構

到了乾隆後期，漢通事與沿山豪強結盟，利用假退耕、質押借貸等手段再度蠶食熟番口糧地，導致三層制幾度瀕臨瓦解。1786年林爽文事件爆發，熟番武力在協助平定叛亂中展現關鍵軍事價值。清廷隨後在福康安的主導下推行「番屯制」，重新清釐界外埔地作為「屯番保留地」，將熟番整編為常備屯兵，重組族群邊疆防衛秩序。

三、《熟番與奸民：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2021）的深化與擴展

如果說《番頭家》奠定了清代族群空間與地權演化的宏觀骨架，那麼耗時二十年撰寫的《熟番與奸民》（上中下三冊，逾1200頁）則是深入微觀社會抗爭與政治部署的集大成巨作。

1. 概念提升：「治理部署（Dispositif）」與「抗爭政治」

柯志明借用傅柯（Michel Foucault）的「治理部署」概念與當代社會運動理論，探討帝國治理技術如何與底層社會的反抗形成動態螺旋：

• 清帝國在臺灣面對的不是鐵板一塊的社會，而是由多重族群、方言群體與邊疆游民構成的流動體。
• 官方的治理策略是「物以類聚，分而治之」：清廷並非被動調停矛盾，而是主動進行「族群分類」與賦權，挑動漳、泉、客之間的分類械鬥，並在民變發生時挑選效忠者給予「義民」身分，藉以「以客制閩」、「以番制漢」。

2. 「沿山地帶」作為失控的邊陲空間

柯志明將視角拉到「三層制」最脆弱的中間夾層——沿山邊界。這裡聚集了未納入保甲戶籍的邊緣游民、逃犯、私墾者（官方通稱的「奸民」），以及處於夾縫中的熟番。

• 漢通事體制的專制與腐敗：通事本是官方與番社的中介，卻常勾結漢人豪強，私通界外私墾，一手剝削熟番公產，一手欺瞞地方官府。
• 失控的武力：清廷在沿山廣設隘寮、募用熟番與漢隘勇，原意為防衛邊境，但這批民間武力在日常利益競爭中演變為擁有槍砲武裝的私人部隊，使沿山地帶反倒成為清代民變與械鬥最激烈的火藥庫。

3. 熟番社會內部的階層分化與「抵抗中的消亡」

柯志明在書中打破了「熟番皆為無辜同質受害者」的平板刻板印象，利用大量民間契約與訴訟古文書，還原熟番內部的複雜動態：

• 番社內部的階層分化：土目、通事與番頭目往往透過掌管社產、抽取「私口糧租」累積特權財富，甚至在內部派系鬥爭中出賣族群公田，造成「菁英異化」與「社主分家」內鬥。
• 債剝典佔與被迫遷徙：底層熟番因生計困頓陷入高利借貸，土地在典賣流轉中逐步被漢佃吞併。失去土地的熟番並非坐以待斃，他們發動了頻繁的官府控爭、甚至結盟反抗；當體制救濟無望時，他們選擇「集體遷徙界外」（如埔里盆地或後山花東），形成臺灣歷史上平埔族群壯烈的離散與重建之路。

四、柯志明臺灣族群研究的學術範式貢獻

柯志明院士的研究之所以在臺灣歷史社會學領域樹立崇高典範，主要在於其方法與視野：

1. 從「靜態文化論」轉向「族群政治化（Re-politicization of Ethnicity）」 族群身分並非先驗不變的原生文化屬性，而是在國家法律分類、租稅負擔、土地產權分配與軍事動員中被「建構」與「制度化」的產物。生番、熟番、義民、奸民等身分，皆是帝國治理部署與基層博弈下的動態範疇。
2. 空間化與地理資訊系統（GIS）的結合 柯志明不僅依賴文獻訓詁，更結合地理資訊系統，重構乾隆朝歷次清釐番界的精確空間界線，將族群分佈、土地租佃與邊界推移具象化為地理空間動態，為歷史地理學與社會學的跨學科整合立下標竿。
3. 微觀能動性與宏觀體制演化的辯證 他在巨著中生動呈現了帝國「意圖」與基層「實作」之間的巨大落差：統治者企圖建構「疆界井然」的三層秩序，卻在每一次邊界的重新劃定中孕育出新的邊陲越界與抗爭危機，展現了歷史結構在制度變遷中的豐富張力。

 

柯志明的研究由大清帝國檔案及日治台灣時代的檔案，研究閩語及客語，以及平埔族群山地原住民的人口分佈

柯志明院士的研究確實大量運用了大清帝國檔案（如軍機處檔、宮中檔奏摺、淡新檔案、清代契約及岸裡大社古文書）與日治時期的調查資料（如《臺灣堡圖》、《土地調查局檔案》及戶口調查資料）。他在這些史料基礎上，對閩語群（閩南／福佬）、客語群（客家／粵民）、熟番（平埔族群）及生番（山地原住民）的空間分佈與族群互動進行了極為深入的實證考察與制度分析。

不過，柯院士處理這些族群的方式，並非傳統純粹統計人口多寡的「人口靜態統計學」，而是聚焦於「人口空間分佈的歷史形成」與「族群分類如何在政治治理下被塑造」。其具體研究重點可從以下幾個層面理解：

一、閩語群（福佬）與客語群（客家）的空間分佈與「分類」考證

在臺灣史學界，過去常直接將史料中的「福建人／漳泉人」等同於閩南語人群，將「廣東人／粵民」等同於客語人群。柯志明在利用清代檔案與日治初期的戶口調查資料時，對此進行了深刻的歷史制度反思：

1. 械鬥與人口重組（空間集聚化） 柯志明檢視清代的分類械鬥（如漳泉械鬥、閩粵械鬥）如何改變了基層聚落的空間構成。在開墾初期，各省移民的混居程度遠比想像中高；然而，清廷「物以類聚、以客制閩」的統治手段，加上民間為了防禦自保而發生的驅逐與遷徙，使得人群逐步走向「同籍貫／同語言」的空間集中。
2. 日治 1905 年戶口調查與族群分類的投射 日治臺灣總督府在 1905 年進行「第一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時，開始以現存的「常用語言」作為重要標準來界定福建人、廣東人與熟番。柯志明在爬梳族群分佈時，批判性地對照清代檔案與日治戶籍調查，指出不能單向將日治確立的「客家／福佬」語言地理邊界倒推為清代早期的靜態常態，而應理解為清帝國治理部署與日治人口調查制度共同形塑的歷史結果。

二、平埔族群（熟番）與山地原住民（生番）的空間結構與人口遷徙

柯志明對原住民族群人口空間分佈的貢獻最為突出，特別是在地圖化與空間重構上：

1. 三層式空間體制中的人口配置 柯志明指出，清廷在中後期為了穩定統治，刻意維持了「外層漢人（閩客平原定耕）— 中間層熟番（沿山守隘緩衝）— 內層生番（高山深山領域）」的三層結構。清廷透過劃界立石、給予熟番口糧地與隘糧，人為地將平埔熟番人口固定或配置在沿山邊界，形成一道防範生番出草、同時阻絕漢人私墾越界的緩衝帶。
2. 結合 GIS 重構熟番與番界邊界 在《熟番與奸民》的隨附研究成果《乾隆臺灣番界 GIS 地圖》中，柯志明利用地理資訊系統（GIS）疊合了清代紫線、紅線等番界圖、日治《臺灣堡圖》以及歷史地籍資料，精確重構了熟番社群（如岸裡社等）在沿山聚落的實際空間坐標、隘寮分佈以及被漢人蠶食的邊界推移。
3. 熟番人口流失與集體遷徙（內山與後山流徙） 透過民間契約文書（如典賣契、退耕字）與官府訴訟檔，柯志明追蹤了熟番社群在失去土地後的人口流動——例如中部巴宰族、巴布拉族等平埔族群因土地遭侵奪，逐步集體遷徙進入埔里盆地或後山花東，揭示了平埔人口地理分佈在 19 世紀發生劇烈改變的社會經濟機制。

三、總結：人口分佈背後的「政治治理」意涵

柯志明院士的研究證明：清代至日治臺灣的閩客語言分佈、平埔族群的居處變遷與高山生番的疆界隔離，並非自然的地理演化，而是帝國政權透過「土地所有權（番大租）」、「族群分類（番屯、義民、奸民）」與「武力部署（守隘）」刻意調控的產物。他成功利用跨越清代與日治的珍貴檔案，將語言、族群與人口空間分佈的研究提升至歷史社會學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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