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歐醫事學歷開放：臺灣醫療人力政策的短視與長遠佈局

 

近年臺灣醫療人力的結構性缺口持續發酵，偏鄉醫師不足、專科人力失衡、基層牙醫人力竄動等議題頻頻登上輿論版面。為快速填補眼前人力空缺，主管機關逐步鬆綁境外醫事學歷認定門檻，將多個東歐國家的醫學、牙醫學歷納入認可範圍，民間俗稱的「波波醫」、「波波牙醫」從政策邊緣走入基層醫療現場。這項政策以「高效補足人力」為訴求，看似對應了基層診所與醫療機構的用人需求，卻迴避了醫學教育品質、臨床能力銜接、病人安全保障等核心底線。站在醫療管理與教育研究的角度觀察，這是一項典型的「短視優先」政策：只解決數量的表像問題，卻動搖了臺灣醫療體系賴以立足的品質根基，更擾亂了本土醫學教育長年經營的生態平衡。長遠來看，臺灣的醫療人力政策不該走「降格以求」的捷徑，而必須在教育品質、執業把關與體制改革之間，摸索出可長可久的佈局路徑。

一、政府政策短視：數量導向下的品質讓步

臺灣過去對於境外醫事學歷的認定長期保持嚴謹標準，僅開放少數國際頂尖醫學院校的學歷，且需通過層層資格審查與國家考試，才能取得執業資格。然而，近年在「人力不足」的政治訴求下，認定範圍快速擴張，加上特定政治人物的運作，一口氣納入多個東歐國家的醫事學歷，審查基準也從「實質能力審核」轉向「形式學制對等」。

政策制定者的邏輯看似簡單：只要修業年限、課程時數與臺灣學制大致相符，即可視為等同本土學歷。但這種「紙面對等」的認定邏輯，恰恰忽略了醫學教育最核心的本質：臨床訓練的品質與在地化適合度。臺灣的醫學教育歷經數十年改革，從七年一貫學制、臨床見習與實習的類別要求，到畢業後的一般醫學訓練（PGY）、專科醫師養成，形成了一套綿密的能力檢核體系。臺灣醫學生從入學開始，不僅要紮實學習基礎醫學知識，更要在醫學中心與區域醫院接受長時間的臨床淬煉，熟悉臺灣的健保制度、醫療規範、用藥習慣，甚至是病患的溝通模式與就醫期待。

反觀目前開放認定的東歐醫事學歷，其臨床訓練的場域規模、病例多元性、技術標準與臺灣醫療體系存在顯著落差，更缺乏對於臺灣醫療環境的基礎銜接。只憑紙上學歷證書就授予執業資格，本質上是把「醫師專業」簡化為「學歷證照」，不僅是對醫療專業的輕視，更是將病人安全置於制度風險之中。牙醫體系的問題更為突出：臺灣牙醫學系向來是升學競爭最激烈的科系之一，學生需通過高強度的術科訓練與臨床實務考核，才能取得國家考試資格。而境外牙醫學歷的訓練內涵，無論是材料使用規範、治療技術標準還是臨床操作邏輯，都與臺灣臨床現場存在差異。當這類執業者快速進入基層診所市場，不僅擠壓臺灣牙醫畢業生的就業空間，更可能因技術規範的落差，增加醫療糾紛的發生機率。

二、生態衝擊：本土醫學教育的價值動搖

開放境外醫事學歷的影響，絕不只是就業市場的短期競爭，更是對整個醫學教育體系價值觀的深層衝擊。

首先是臺灣醫學生的教育回報與預期失衡。臺灣培養一位醫師的社會成本極高，醫學系不僅長年位居大學錄取分數頂端，教育過程更需要大量教學資源、醫院臨床指導能量的投入。臺灣醫學生歷經六到七年的嚴格訓練，還要通過高難度的國家考試、完成一年以上的PGY訓練，才能正式獨立執業。然而當大量境外學歷者以相對更低的時間成本、經濟成本取得相同的執業資格，不僅會壓低基層醫療的平均薪資水準，更會讓臺灣醫學生產生「深耕訓練不如走捷徑」的相對剝奪感。長此以往，臺灣最優秀的學子是否還願意投入高強度、高壓力的本土醫學訓練？醫學教育的人才磁吸效應只會逐步弱化。

再者，政策誤導了人力缺口的解決方向。政府開放境外學歷的初衷之一，是緩解偏鄉與特定專科的人力不足。但從各國經驗與臺灣現實來看，境外執業醫師絕大多數會選擇留在醫療資源集中的都會區，與本土醫師競爭一般科別的門診業務；真正缺乏人力的偏鄉、離島，以及急重症、長照、精神科等辛苦專科，依然難以吸引人力進入。換言之，這項政策沒有解決結構性的人力分佈問題，反而加劇了都會區醫療市場的過度競爭，稀釋了基層醫療的平均品質。

更值得憂心的是，長期下來可能引發醫學教育的「逐底競爭」。臺灣醫學教育近年積極往高齡醫學、精準醫療、智慧醫療等方向轉型，希望對應臺灣社會的高齡化趨勢與產業需求。如果市場上充斥著僅具基礎醫學能力、缺乏在地專業訓練的執業者，部分醫療機構為了降低成本，可能優先聘用低成本人力，進而壓縮本土優秀醫師的發展空間。當市場只需要「能看病的醫師」，而非「高品質的專業醫師」，本土醫學院校的特色發展就會失去動力，教育體系自然會往低成本、低門檻的方向靠攏，這對於臺灣醫療的長遠發展而言，是非常危險的訊號。

三、風險隱憂：醫療品質把關的制度缺位

醫療服務的核心是品質，而品質的基礎是執業者的臨床能力與在地適應性。開放東歐醫事學歷之所以引發醫界與民眾的廣泛疑慮，關鍵就在於「缺乏品質把關的制度性」。

第一，臨床能力的認定標準流於形式。目前的學歷認定多著重於課程時數、學制長度的書面審查，缺乏對於臨床操作能力的實質評估。醫療是高度實務導向的專業，同樣的課程名稱背後，訓練內涵、病例數量、指導品質可能天差地別。沒有統一、嚴格的臨床技能考核，就等於把品質把關的責任，全部丟給後續的醫療機構與就診民眾。

第二，在地醫療規範的銜接訓練嚴重不足。臺灣的健保給付制度、醫療法規、感染管制標準、藥品使用規範都有自身的完整體系，甚至病患的就醫習慣、溝通模式都有鮮明的在地特色。境外學歷的醫師若沒有經過系統性的本土化訓練，很容易在處方開立、檢查申請、病歷書寫等環節出現疏漏，進而引發醫療爭議，甚至直接影響病人安全。

第三，基層醫療市場可能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當用人成本更低的境外學歷執業者大量進入診所市場，部分連鎖經營者可能為了壓低營運成本，優先聘用這類人力，進而排擠接受完整本土訓練的醫師。長期下來，基層醫療會出現「價格競爭取代品質競爭」的趨勢，這對於長期以高品質著稱的臺灣基層醫療體系，將是難以逆轉的傷害。

四、長遠佈局：從「數量補足」走向「品質導向」

面對醫療人力的結構性挑戰，臺灣不該選擇降格開放的捷徑，而應從教育、認證、執業、環境四個層面，建立兼顧數量與醫療品質的長遠制度佈局。

（一）從嚴建立「學歷+能力」的雙重認證機制：

境外醫事學歷的認定，不能只看紙上學制與課程，必須納入實質的臨床能力考核。建議參考先進國家的做法，針對境外學歷者設立專屬的臨床技能測驗與醫學知識考試，考核標準與本土醫師國家考試一致；同時將臺灣醫療法規、健保制度、感染管制等列為必修在地課程，通過考核後才能取得執業資格，絕不能讓「學歷認定」直接等同於「執業資格」。

（二）境外學歷者必須接受政府強制性的本土化臨床銜接訓練：

所有境外學歷的醫事人員，正式獨立執業前必須在臺灣評鑑合格的教學醫院，接受至少一年的預備執業訓練，內容涵蓋臨床實務、病歷書寫、病患溝通、醫療團隊合作等，由專責指導醫師進行全程評估，考核通過後方可進入基層執業。牙醫體系也應對應建立臨床見習與術科實作考核制度，確保技術規範與臺灣臨床現場完全接軌。

（三）引導人力往真正缺口的領域流動：

與其開放境外學歷來填充都會區市場，不如從制度面引導人力投入偏鄉與稀缺專科。例如，提高赴偏鄉執業醫師的服務獎勵與職涯發展資源；針對急重症、長照、精神科等缺人專科，提高訓練津貼與執業誘因。同時，應以人口結構變化與醫療需求預測為基礎，科學調整本土醫學系與牙醫學系的招生規模，從源頭改善人力供需的結構性失衡。

（四）支持本土醫學教育的特色升級：

政府應持續挹注醫學教育資源，鼓勵醫學院校發展臺灣特色的醫學領域，例如高齡醫學、長照醫學、智慧醫療等，讓本土醫學生具備境外學歷者難以複製的專業優勢。同時建立醫療品質與執業酬勞的連動機制，讓高品質的執業者獲得合理回報，引導市場從價格競爭轉向醫療品質競爭。

結語

整體而言，政府開放東歐醫事學歷是一項「看似解憂、實則藏憂」的政策。醫療人力的確需要適度補充，但絕不能以犧牲教育品質與病人安全為代價，臺灣的醫療體系能有今日的國際聲譽，靠的是數十年來對醫學教育的堅持、對臨床品質的嚴格把關。如果為了一時的人力缺口，就輕易放寬門檻、稀釋醫療品質，最後傷害的不只是本土醫學生的權益，更是全體民眾的健康權益，以及臺灣累積數十年的醫療品牌價值。

真正長遠的醫療人力政策，應該是「開源與把關並重，數量與品質兼顧」。一方面建立嚴謹的國際人才認定與訓練制度，讓真正具備能力的國際人才成為臺灣醫療的助力；另一方面更要立足本土，優化醫學教育、改善執業環境、引導人力合理分佈，從根源解決結構性的人力問題。唯有如此，臺灣的醫療體系才能在滿足當下需求的同時，守住醫療品質的底線，持續往更高品質、更永續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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