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台灣的哲學論述需要「語言學的轉向」芻議

 

陳竹奇（作家）

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一方面也受到近代民族主義的影響，他提出了所謂「台灣民族」這個概念做為這本書的核心觀念及基本關懷，藉由對於台灣社會的歷史性分析，他企圖由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之不同去論證一個「台灣民族」的存在，史明的「台灣民族論」和彭明敏的「國民主權論」，在海外的台獨運動，曾經引起相當大的論爭，這使得四百年史的史觀更富有政治上的爭議性。

問題意識與價值關懷

史明在《四百年史》的漢文版序言中便提到他撰寫本書的基本態度是1.站在台灣人勞苦大眾的立場；2.以分析基層構造即社會經濟為出發點，來觀察台灣社會各階段的形成發展。3.根據史實(文獻、傳說、佚聞等)； 4. 相當著重於陳述圍繞台灣社會各時代的國際形勢與時代潮流，以及外來統治者的國內情況及其殖民政策。以這四項來闡述台灣民族的形成及發展過程，也就是說，以這四個項目為基礎來尋求台灣的民族力量的泉源，並喚醒台灣民族意識，認清我們自己所負的使命。

在日文版的序言中，他解釋了《台灣人四百年史》命名的源由，「這是因為筆者想要站在四百年來從事開拓、建設台灣而備受外來統治的台灣人的立場，來探索『台灣民族』的歷史發展，以及台灣人意識的形成過程，同時也希望透過台灣民族發展的歷史過程，尋到一條我們一千萬台灣同胞求生存所能遵循的途徑。
但是，筆者所接觸到的史書與文獻，毫無例外的，都是由外來統治者即荷蘭人、日本人、中國人以及其他外國人所寫的，而且，這些站在外來統治者的觀點所寫成的史書，與幼時從父老所聽到的傳說或史實相去甚遠，而令人茫然不知所以。」
「因為這樣，筆者即痛感有必要以台灣人自己被殖民統治的立場來書寫台灣發展的歷史，所以，不揣淺陋，放任自己的熱情奔馳，才寫成這本《台灣人四百年史》。」

如此，史明在目前台灣的國家認同問題產生對立的意識形態之時，其台獨的立場清晰可見。在這樣的政治認同底下，自然有一套對於台灣歷史的詮釋方式，像台灣民族論的提出，問題在於這本書除了在政治運動上理論與策略的意義之外，是否有其學術上的貢獻和價值，這是我比較關心的問題。另外一點，他基於本身濃厚社會主義的信仰，確立被統治者，或者說是被剝削的勞苦大眾才是歷史中的主體，因此他特別強調台灣的殖民地性格，殖民體制對於台灣的社會形構產生的巨大影響，台灣被殖民化，也就是資本主義化、近代化的過程。也因此，他特別重視社會經濟史的分析，把台灣放置到整個世界經濟體系，去了解台灣與西方資本主義接觸的過程，及其變化，藉由此，他要論證台灣社會與中國大陸社會在發展上，存在極大的差異性，在這個歷史過程裡，已經產生了兩個不同的社會形態，間接證明台灣民族的存在。

歷史方法

對於在這樣的政治意識形態與政治運動下產生的台灣史觀，要檢證它的科學性，首要地，必須從他的方法著手。史明的史學方法其實可以等同於是一套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分析，整個台灣社會的變遷其實和資本主義的發展息息相關。史明由唯物史觀所衍生的社會經濟史的取向，可以與法國的年鑑學派(The Annales)和華勒斯坦(I. Wallerstein )的世界體系理論作比較。正是台灣與西方資本主義接觸的過程，使台灣比中國大陸提早近代化，奠立了兩個社會不同的發展歷程，使得史明可以論斷，台灣是一個殖民地社會或者開拓者社會，而有別於仍處於封建官僚統治的中國大陸社會。
年鑑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布賀(F.Braudel )，還有華勒斯坦都將資本主義的發展視為掌握西方近代歷史發展的軸心。然而，同樣是關心資本主義化的歷程，他們的旨趣顯然與史明大不相同，因為他們面對的是不同的歷史客體，一個是近代資本主義發源地的歐洲，一個是位於東亞，曾經不斷被殖民的台灣社會。對於前面兩者而言，資本主義是一個自發性的變遷，對於史明而言，資本主義是一個強迫性的變遷，是由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所隱含的重商主義引發為帝國主義，而將資本主義的生產體制強加於不同社會文化的地區或國家，布賀岱與華勒斯坦所描述的西方近代資本主義其實就是史明所謂圍繞台灣社會的國際形勢與時代潮流。然而，史明的分析方式其實沒有像前兩者那樣的精細，史明對於殖民體制的分析的確引用了相當多經驗資料來佐證，但是由殖民體制所衍生的整個社會統治結構及階級系統則失之於教條，這套階級分析其實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史明在書中經常運用資產階級、民族資本家、買辦階級、小資產階級、工農階級等等這些概念，卻從來沒有界定這些概念的實質意涵。階級如果做為一個歷史性的概念，它在殖民地台灣是如何形成的呢？對於史明來講，階級是一個無需反省的歷史分析概念，這使得台灣的社會在各個歷史階段都存在著統治者(資產階級、買辦階級、民族資本家)和被統治者(小資產階級、工農階級)，但是我們看不出他們的統治機制有何不同。史明單從殖民地生產體制的分析就論證了整個政治統治結構，未免過於簡單，這使得我們對於存在於台灣各個階段，殖民地政治統治結構的形成及其運作模式，了解非常貧乏。

實質分析與批判

史明最重要的歷史理論是台灣民族論，台灣民族論的提出，基本上是結合了歷史唯物論與近代民族主義，它是一個政治的意識形態，而其背後歷史方法則是古典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史明以生產方式做為社會形構的軸心，以階級關係為歷史中唯一的支配關係，忽略了國家做為殖民地統治機制的重要功能，
台灣的近代化過程除了日本以殖民地的商品經濟來改造台灣的經濟結構之外，幣制的統一、交通通訊網絡的建立，保甲與警察制度以及近代化官僚體系的建立都是殖民地能遂行經濟統制的重要機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也必須透過國家的力量才能建立，國家的被忽略使得史明在進行歷史分析看不到國家本身的功能與國家與民間社會的關係。因而，史明將台灣民族論的歷史基礎放置在世界重商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氛圍下，必然使他犯了經濟化約論的毛病，如日本據台的末期，日本為了使台灣成為其南進基地，而試圖將台灣日本化的過程及皇民化運動對台灣民間社會控制的功能；他也無法解釋國民政府做為一個外來政權如何與本土的社會脈絡結合，以及其由政權鞏固(regime-building)到國家鞏固(state-building)的過程。日據時期大租戶的廢除及土地清查，稅制的簡化改變了農村的社會關係，強化了政治控制，一方面也促使了生產力的提昇，將台灣改造成近代化的社會。國民黨的土地改革也是國家對民間社會的改造，它一方面當然加強了其社會控制，達到政權鞏固的目的，然而，史明的分析方式其實沒有像前兩者那樣的精細，史明對於殖民體制的分析的確引用了相當多經驗資料來佐證，但一方面它卻也改變了不合理的土地剝削關係。歷史的複雜性在史明的史觀與方法下被過度地簡化了，這使得史明不僅無法對歷史達成較為嚴謹的解釋，做為政治反對運動的綱領或指導原則也缺乏對現實的分析能力，其結果可能只是使運動激進化，而無法達到政治改革的功效。
民族主義與近代國家的建立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史明的台灣民族論明顯地也是為了台灣建國的目的。然而，國家的建立也有賴於社會本身的整合，史明基本上還是一種漢人史觀，忽略了原住民在台灣史中的地位，也沒有對戰後隨國民政府來台的外省移民與政權之間的關係做區分，這使得史明的史觀不僅有教條左派的危險，也有濃厚的族群本位主義，在族群問題成為台灣社會形構的重要面向時，顯露出其意識形態。史明一方面以階級分析為其基本立場，一方面又期待台灣能建立近代國家，然而近代國家必然會面臨資本主義化的過程與官僚體系的建立，史明何能澄清其國家觀呢？另外一方面，史明重視台灣人意識本身的發展過程，企圖從社會的形構去論證，然而，台灣社會結構與中國的不同，無法去論證台灣自主意識的產生。意識不是由社會形構完全決定的，它涉及到統治者的意識形態與文化控制，相對也涉及民間社會的文化抗爭，如果史明的方法論是將歷史的變遷放到生產結構下來解釋，他又如何說明人的自主意識的產生及其與生產結構的關係。
總之，史明是以馬克思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來進行社會分析，以其族群的意識形態來形塑台灣民族論，台灣人意識的建立似乎是史明的一個重要的目標，但是，在生產模式論與階級結構的分析下，我們看不到意識本身的自主性，即便有，它也等同於階級意識而變成階級結構的產物。問題在於台灣社會歷史形構中難道只有僵化的階級關係嗎？只有生產結構在決定一切的歷史變遷嗎？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力量顯然被忽略，政治結構與國家分析也顯得不足，這一切的根源在於史明不是以某種史學方法來進行歷史研究，而是由意識形態出發。
除了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之外，在實踐上，領導台灣共產黨的謝雪紅，以及後續撰寫台灣共產黨史的盧修一，撰寫謝雪紅評傳的陳芳明，都難以脫離並超越歷史唯物主義的論述脈絡。
要讓台灣的歷史研究方法論超越歷史唯物主義，台灣的哲學方法論必須超越早期受限於經濟決定論或外來框架的馬克思主義殖民典範，並朝向實質的共同體建構前進，其核心路徑在於發動一場以主體性為根基的「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思想革命。 
這場典範轉移並非僅是學院內的術語遊戲，而是要將「語言」從歷史唯物論中的「上層建築」或「工具」地位，提升為共同體存有與溝通的本體。核心在於將主體性的建立，從「階級鬥爭的物質決定論」釋放，轉化為「多語與混血社會的實存交涉與互為主體性溝通」。日治時期的台灣哲學家（如洪耀勳、廖文奎、林茂生等）早已展開反思。若要在當代完成這場思想革命，可從以下核心路徑，為這場思想革命的實踐路徑與論述架構。

超越馬克思主義的「殖民典範」與異化困境

經典馬克思主義（或受其影響的殖民、後殖民理論）往往將一切歷史與社會結構歸結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階級鬥爭，其論述在台灣早期反殖民脈絡中（如日治時期的林秋梧）曾發揮重要批判功能。然而，這種典範在當代建構「台灣主體性」時面臨了局限。
首先是階級還原論的陷阱， 將多元的文化、歷史與族群認同化約為冰冷的生產或者階級關係，忽略了台灣在帝國夾縫中獨特的實存經驗（Existential Experience）。經濟決定論的化約主義，將複雜的在地族群、文化風土、與殖民歷史記憶，化約為單一的生產關係與階級結構，忽視了台灣作為「帝國夾縫」中獨特的精神實存（Existence）。
其次是二次殖民的風險， 盲目套用來自西方並且被中國採用的馬克思主義宏大敘事，極易形成另一種「理論上的殖民」，將台灣降格為外來典範的實驗場，扼殺本土精神的自我探索。 盲目套用歐美或中國的左翼革命歷史經驗，對台灣本土經驗進行剪裁，形成了另一種知識上的「殖民典範」。

台灣哲學的「語言學轉向」：重塑本體與經驗

要超越上述困境，台灣哲學必須吸納二十世紀歐美哲學的「語言學轉向」——即不把語言當作再現客觀世界的工具，而視語言為世界與存有的界限。西方哲學的語言學轉向強調「語言不是世界的鏡子，而是世界的構造者」。台灣哲學的語言學轉向，則必須聚焦於「語言作為實存交涉與主體性建構的媒介」。從「階級意識」典範轉移到「語言實踐」典範，放棄將共同體視為由經濟基礎決定的必然產物，改將共同體視為「透過語言符號不斷協商、敘事、與互為主體凝聚」的動態過程。
這要求我們從以下兩個層面重構台灣的思想土壤。

創發台人言語：風土與實存的交融

日治時期哲學家洪耀勳曾提出「創造台人的言語」與「風土文化觀」。 當代的語言學轉向必須繼承這一脈絡，確認台灣多語（台語、客語、原住民語、華語）的並存並非只是溝通工具的繁複，而是多重世界觀與台灣主體精神現象學的開展。唯有透過本土語言的哲學化、概念化，台灣人的生活經驗與歷史傷痕才能被真正述說，而不是被外來的階級術語所「異化」，喪失主體性。 
透過多語混血（Heteroglossia）的實存經驗，台灣的語言歷史交織了南島語、台語、客語、日語、現代標準漢語及西方外來語。透過洪耀勳提出「風土文化觀」視角，進行當代語言學的轉向，便是要承認台灣哲學的真理並非存在於單一、純潔的母語中，而是在多語際的翻譯、碰撞、與交涉中展現。

廖文奎的啟示（個人與共同體）

早在 1933 年，台灣哲學家廖文奎就於倫敦出版了《個人與共同體》（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mmunity）。他從社會心理學與哲學角度出發，探討個人行為與共同體建構的動態關係。超越馬克思主義，意味著重新激活這種「非唯物論式的、強調個體主動性與共同體交融」的台灣早期哲學遺產。
廖文奎（1905年—1952年）是台灣哲學界與政治思想史上的先驅，不僅是台灣獨立理論的鼻祖，也是台灣民族主義思想的重要理論奠基者。他的學術背景極為扎實，26歲時即取得美國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師從實用主義大師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廖文奎的思想菁華可劃分為「前期的社會哲學」與「後期的台灣民族主義政治論述」兩大核心。

社會哲學核心：「個人與共同體」的辯證

在1933年出版的博士論文《個人與共同體》（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mmunity） 中，廖文奎探討了群我關係與社會行為的驅力。建構群我調和論，他提出「個人在本質上是社群的產物，偶然卻能成為社群的指引」。這個觀點在1930年代便早一步預示並調和了後來西方自由主義（個人主義）與社群主義的對立。 針對知識分子的角色，他強調「民間性質」的知識分子是公民社會的中介。知識分子能以其學術與良識結合，突破地域、階級與經濟的界限，進而引導群眾、奠定立國基礎與公民團結。
人生哲學與儒學現代化

廖文奎深具跨文化能力，試圖將西方實用主義、行為主義與中國傳統哲學進行鎔鑄。在唯生論中提出新中庸詮釋，他提出具有本體論與方法論的《學》、《庸》新說，以「唯生論」肯定人類作為宇宙間深沉意義的存在，將「生生之易」與當代生物演化說、現代物理學接軌，賦予傳統儒學現代科學價值。他著有《比較公民訓練》、《人生哲學之研究》等書，並曾撰寫《孫中山之政治醫學》，試圖從西方哲學取路來證成儒學與孫文思想的實踐可能。

轉向「台灣民族主義」與「住民自決」

廖文奎早年抱持大中華民族主義與三民主義理想。但二戰後目睹國民政府在台灣的統治失能、貪腐，以及二二八事件的慘劇，其國族認同經歷了痛苦的「祖國的辯證」，最終轉向為台灣主體性尋求論證提出表現性的台灣認同（Performative Identity）概念。他在後期的《福爾摩沙發言》（Formosa Speaks）等政論中，高度讚美台灣人對抗外來不公統治、嚮往民主與精神自由的歷史。他論證台灣認同本質上就是好的、有價值的，不再需要依附於其他大國。
依據民主原則的住民自決，他主張自決權是民主原則的實踐，台灣人應「依據民主原則和實踐，共同自由表達獨立的意願」，由住民自己決定國家的地位、主宰命運。這套「弱小民族意識」成為戰後台灣獨立運動的核心哲學底蘊。
廖文奎一生在理想與現實中逆風而行。他從早期關注「個人如何引導社群」的社會心理學家，在歷史巨變下，親自實踐了理論，成為「引導台灣這個共同體」尋求自主的先驅思想家。

解構殖民文本：打破全知權威的再現
 
運用新馬克斯主義、後結構主義與詮釋學等對於馬克思方法論的反省與超越進行的語言學轉向，對歷代殖民政權所留下的官方論述、歷史文本進行哲學解構。 揭露隱藏在「正統語言」背後的政治權力關係，解放長期被壓抑、邊緣化的島嶼主體聲音，完成再現的民主化。強調 溝通理性與在地主體，借鏡哈伯瑪斯（Habermas）的溝通行動理論，將共同體建構奠基於「全體公民在公共論域中，透過理性語言溝通共同決定」的文化平等主義上，以此解構由上而下的殖民威權或階級宰制。

走向共同體建構的三大思想轉移

在這場思想革命中，台灣哲學將「語言」作為黏著劑與構築基石，朝向多文化、開放性的命運共同體前進。
【馬克思主義殖民典範】 ──(階級還原 / 經濟決定論)──> 階級對立與理論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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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進行「語言學轉向」典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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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哲學主體革命】 ──(溝通理性 / 風土交融)──> 多元民主的「共同體建構」

一場島嶼的主體精神革命

台灣哲學的這場典範轉移，是將目光從「物質的外部必然性」收回到「島嶼內部的生命實存」。當我們不再用外來的馬克思主義階級公式去生硬套用台灣歷史，而是透過台灣人自己的語言、互為主體的理性溝通、以及對多語風土的哲學建構時，台灣就不再是任何帝國的客體或邊陲，而是一個自給自足、在對話中不斷生成的實存共同體。 這是一場真正屬於台灣島嶼的哲學主體性與當代精神革命。透過這場革命，台灣哲學不再只是「在台灣研究西方/中國哲學」，而是以台灣獨特的多語風土與實存歷史為基地，在語言的流動與創造中，建構出真正具備反思主體性的「台灣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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