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鄒志中特稿) 從行政院長卓榮泰九度公然拒絕副署法律案的憲政爭議、沈伯洋與川普的政治傳播,再到高雄老人福利被限縮的十年歷史,台灣民主真正需要面對的,不只是藍綠對抗,而是權力如何受到制衡?政治如何接受檢驗?以及人民的權益是否仍然高於政黨利益?民主政治最值得警惕的時刻,往往不是威權統治者公然取消選舉,而是政治人物仍然高舉民主旗幟,卻逐漸把民主制度當成玩弄的工具?把憲法當成朝野政治攻防的武器?把公共資源當成政治競爭的籌碼?甚至把所有台灣人民不同的意見都視為敵對的勢力?

台灣民主走過威權統治、解除戒嚴、國會全面改選與總統直選,台灣社會付出相當大的代價,才建立今天的民主制度。然而,民主制度的存在,不代表民主價值必然受到保障。真正的民主,並不只是人民可以定期投票,更重要的是掌握權力的人必須受到憲法以及法律的約束,行政機關必須接受國會監督,政治人物必須對選民負責,而公共政策必須經得起事實與時間的檢驗。

從行政院與立法院的憲政衝突,到沈伯洋所代表的政治傳播模式,再到高雄市老人福利政策被限縮的歷史爭議,三個看似不同的政治現象,其實指向同一個根本問題:當政治權力開始凌駕制度、政治語言取代事實、政黨利益優先於公共利益,台灣民主究竟還剩下多少自我修正的能力?
這不只是民進黨的問題,也不只是國民黨或民眾黨的問題,而是所有民主政治都必須面對的權力約束問題。

民主最大的考驗,不是誰贏得選舉,而是贏得選舉的人是否願意接受權力制衡
美國政治提供了一個值得台灣思考的民主案例。美國總統川普長期以強烈的個人風格、對抗性的政治語言及對傳統建制的挑戰,重新塑造美國政治。他將政治競爭轉化為支持者與反對者之間的價值對決,甚至不斷挑戰傳統新聞媒體的監督角色。

然而,民主制度的價值就在於,即使總統擁有龐大的政治權力,也不能因此免於國會、司法與選民的監督。選舉可以改變國會權力結構,也可以透過選民的政治選擇,讓執政者付出代價。這正是民主制度最重要的自我修正機制。
台灣同樣也面臨這項考驗。

賴清德在2019年6月4日曾公開承諾,當選總統後立即召開憲政國是會議,推動偏向內閣制的雙首長制、明定總統職權,並恢復國會閣揆同意權,以建立權責相符的憲政制度。然而,依據這項政治承諾與其就任後的實際作為進行檢視,憲政國是會議並未召開,相關制度改革也沒有形成具體成果。這個落差不只是選舉承諾是否兌現的問題,更涉及政治人物對憲政改革的誠信問題。

一個政治人物在野時批評總統有權無責,執政後卻沒有積極處理自己曾經提出的制度問題,人民自然有權追問:當年提出的憲政改革,究竟是真正的制度理想,還是取得政治支持的選舉語言?民主政治不能只有反對別人時的改革熱情,卻沒有掌握權力後的制度勇氣。
更值得注意的是,行政院與立法院之間的權力衝突,已經逐漸從政策歧見擴大為憲政權限的爭奪。

賴總統要求立法院支持行政院提出的追加預算,卻批評在野黨推動普發現金兩萬元的立法可能涉及違憲與財政負擔。這場爭議不能只從政黨立場判斷,而必須回到憲法權力分立的基本原則。

憲法第70條確實對立法院增加行政院預算支出設有規範,但立法權與預算審議權之間的界線,仍然必須透過具體法律與憲法解釋判斷,不能因為行政部門不認同某項政策,就直接將不同意見定性為違憲。

同樣地,行政院長卓榮泰拒絕副署立法院三讀通過的《老人福利法》第22條修正案,也引發行政權是否透過不副署形成實質法律否決權的重大爭議。

憲法第37條規定總統公布法律須經行政院長副署;憲法第72條則明定總統應於收到後十日內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規範行政院覆議失敗後應接受立法院決議。行政院長不副署能否作為阻止法律生效的憲政手段,不能只依政治攻防決定,而必須接受嚴格的憲法論證。

問題在於,如果行政部門可以在不接受國會決議的情況下,透過行政程序阻止法律生效,那麼立法權究竟還剩下多少實質作用?反過來說,立法院也不能把多數決視為毫無限制的權力。

真正的憲政民主,不是總統永遠正確,也不是國會多數可以為所欲為,而是行政、立法與司法必須各自遵守憲法設定的權限邊界。憲法不是執政黨用來要求在野黨無條件服從的工具,而是所有執政掌權者都必須服從的最高道德規範。

憲政機關不能正常運作,責任政治就會變成政治推諉
台灣目前的憲政爭議,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就是憲政機關的人事與運作。大法官缺額、憲法法庭運作爭議、監察院人事問題,以及檢察總長長期代理等現象,都使人民對憲政機關的獨立性與公信力產生疑問。

司法院釋字第632號解釋曾指出,總統消極不提名,或立法院消極不行使同意權,致使憲法機關不能正常運作,均非憲法所許。這項解釋所揭示的核心精神,就是憲政機關不能因為政治人物的對立而長期陷入癱瘓。

總統提出人事提名,是憲法賦予的職權;立法院行使同意權,同樣是憲法賦予的職權。立法院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但總統不能因為提名遭到否決,就把不再提名當成政治報復或消極抵制的手段。當然,立法院也不能以杯葛人事作為無限期癱瘓憲政機關的工具。

問題的關鍵在於,民主制度要求政治人物承擔責任,而不是把所有制度失靈都推給對手。當憲政機關無法正常運作,人民不應該只聽到執政黨指責在野黨在杯葛,也不應該只聽到在野黨批評行政權獨裁,而應該要求朝野雙方都要提出具體解決的方案。民主政治最大的忌諱,就是政治人物只把制度問題當成選舉素材,卻沒有人願意為濫用制度導致的朝野對抗去負責。

當政治傳播取代政策辯論:沈伯洋與川普的不同風格,為何呈現相似的傳播邏輯?
如果說憲政失序是台灣民主的制度危機,那麼政治語言的變化,就是民主社會另一項不容忽視的警訊。台灣政治傳播近年出現一種值得研究的現象:政治人物愈來愈重視如何建立自己的認知框架,卻不一定願意回答問題的本身。

這種現象,在立委沈伯洋與美國總統川普身上,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卻具有比較價值的政治傳播模式。
沈伯洋具有犯罪學與資訊戰研究背景,其政治論述經常運用跨領域的學術概念,將國安、資訊滲透、認知作戰及政治傳播等議題連結起來。這種知識轉譯原本具有正面價值。複雜的國安問題需要專業人士協助大眾理解,政治人物也有責任將艱澀的學術概念轉化為公共語言。

然而,專業知識的轉譯與概念堆疊之間,存在一條必須謹慎區分的界線。當政治人物面對具體問題時,就應該提出具體解決方案;如果被問到政策執行的成本,就應該具體說明預算數字;如果被問到法律依據,就應該提出條文與法理;如果被問到政策效果,就應該提供可檢驗的數據。不能因為某個問題涉及國安或認知作戰,就將所有質疑都提升到更宏大的政治敘事。這也就是所謂「問A答A爸」的政治修辭。問題原本在A,回答卻跳到更高層次的政治哲學、國家安全或歷史結構,使提問者難以取得直接答案,聽眾卻可能因為論述的複雜性而產生一種問題已經被解釋的認知及誤導感受。

川普採取的則是另一種極端。他不依賴複雜的學術概念,而是透過直白、強烈、帶有攻擊性的語言,將政治問題轉化為人民與建制派之間的對抗。他將批評自己的媒體稱為假新聞,將政治對手描述為腐敗的建制力量,透過反覆使用具有情緒張力的詞彙,企圖建立支持者理解政治事件的認知框架。

沈伯洋與川普的政治立場、政治背景及價值主張並不相同,不能因此將兩人簡單視為同一類政治人物。但從政治傳播的角度觀察,兩者確實呈現一項值得注意的共通性:政治溝通的重心,正在從政策內容的說服,轉向受眾情緒與認知框架的掌握。這正是後真相時代民主政治的更深層問題。

當框架先於事實,民主社會就可能失去共同討論的基礎
美國認知語言學家喬治.萊考夫在《別想一隻大象!》與《道德政治》等著作中,提出政治框架與認知心理之間的關係。他的研究指出,人類並非單純依靠數據與邏輯理解政治,而是透過既有的心智框架、價值觀與概念隱喻解讀外在世界。

例如,政治人物使用「國家安全」、「自由」、「公平」、「福利」、「威脅」等詞彙時,並不是單純傳遞資訊,而是在喚起受眾既有的價值判斷。一旦某個政治框架成功建立,後續資訊就可能受到這個框架的影響。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同一項政策,在不同政治陣營眼中,會產生完全不同的解讀。

同樣是國防預算,有人認為是國家安全的必要投資,有人認為是財政資源的過度集中;同樣是社會福利,有人認為是政府照顧弱勢的責任,有人則認為必須考慮世代公平與財政永續。這些歧見本身並不是民主的問題。民主真正的問題,是當政治人物開始將不同意見直接歸類為敵對立場,甚至將政策質疑視為認知作戰時,公共討論就失去了理性對話的可能。

沈伯洋長期強調認知作戰、第五縱隊與資訊滲透等概念,這些確實是台灣面對複雜國際情勢時必須認真研究的議題。但國安框架不能無限擴張。正常的政策監督、國會質詢、新聞調查與公民批評,都必須受到民主制度的保障。如果任何不同意見都可能被解釋為受到境外勢力影響,那麼民主社會將逐漸失去自我批判的能力。

同樣地,川普以假新聞框架否定不利於自己的媒體報導,也可能使支持者不再願意檢視報導本身的證據。這種政治傳播模式最危險的地方,就是讓人民不再關心事實是否正確,而只關心資訊是否符合自己的立場。當事實查核被政治立場取代,新聞專業被同溫層取代,民主社會就會逐漸失去共同的討論基礎。

媒體當然不是永遠正確,新聞機構也必須接受監督,但新聞媒體的錯誤,不能成為政治人物排斥監督的理由。民主最需要的不是一個永遠正確的政府,而是一個允許人民指出政府錯誤的制度。

當選舉變成一門生意,人民就從公民變成政治商品
政治傳播的商業化,是另一項值得警惕的民主現象。從政治行銷學的角度來看,現代選舉確實具有市場競爭的特徵。候選人是品牌,政策是產品,選民是消費者,選票則是選民對政治品牌的選擇。

台灣政治過去不乏這類案例。從小英商號的周邊商品,到韓國瑜「貨出去、人進來,高雄發大財」的選舉口號,再到柯文哲透過社群平台建立個人品牌,都顯示政治人物已經懂得運用商業行銷的方式經營政治支持。政治行銷本身並沒有錯。問題在於,當選舉只剩下品牌經營、情緒動員與基本盤管理,政治人物就可能不再重視如何說服不同立場的人民,而是專注於如何鞏固自己的支持者。這種現象可以稱為「選舉商業化」。

在傳統民主理論中,政治人物必須爭取中間選民,因為執政需要跨越不同群體的支持。但社群媒體與演算法改變了政治傳播的結構。政治人物可以直接經營自己的支持者,不必完全依賴傳統媒體,也不必每次都接受不同立場的質疑。只要同溫層夠穩固、動員能力夠強,就可能維持相當程度的政治支持。這也使部分政治人物逐漸形成一種思維:不需要說服所有人,只要確保支持自己的選民願意出門投票即可。

然而,民主政治不是商業市場。企業可以選擇服務哪些客戶,政府卻不能只服務支持自己的選民。人民繳納的稅金,不分政黨立場,都應該獲得公平使用。公共政策也不能因為選舉考量,就只照顧政治上有利的群體。政黨可以經營品牌,但不能把國家當成品牌;候選人可以爭取選票,但不能把人民當成可以任意操作的消費者。

這也是為什麼政黨補助、政府採購與政治動員之間的關係,必須受到嚴格監督。根據內政部公布的2025年度政黨財報,民進黨收入約4億321萬元,其中政府政黨補助約2億5909萬元,占全年收入約64%。另有媒體報導與立委質疑,2016年至2026年11月,參與大罷免及相關政治活動者與關聯團體,涉及政府補助及採購經費高達約16.6億元。

這些數字本身不能直接證明違法或利益輸送。政府採購與補助必須依個別案件檢視其法定程序、履約成果及利益衝突情形。但如果政府資源長期流向特定團體,而這些團體又與政黨動員活動具有密切關係,人民當然有權要求完整公開。民主制度必須防止一種可能性:政黨掌握政府資源,政府資源支持特定團體,特定團體又成為政黨的政治動員力量。這種利益依附關係一旦形成,就會使公共資源失去中立性。國家預算不是政黨的政治基金,納稅人的錢更不是任何選舉組織可以恣意使用的資源。

高雄老人福利被限縮十年:比政治口水更值得追究的是政策責任
如果前面討論的是憲政制度與政治傳播,那麼高雄老人福利爭議,則是檢驗政治人物是否真正重視人民權益的具體案例。行政院長卓榮泰日前公然拒絕副署《老人福利法》第22條修正案,原本是一場中央政府與立法院之間的憲政爭議,卻意外讓高雄市過去十多年老人醫療補助制度的歷史問題重新浮上檯面。

依據高雄市政府法規沿革,2011年(民國100年)高雄縣市合併後,高雄市政府重新公告原有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醫療補助辦法,補助範圍擴及原高雄縣轄區。2012年6月28日,高雄市政府修正相關辦法,將名稱改為《高雄市經濟弱勢市民醫療補助辦法》,並將原本家庭平均收入在最低生活費2.5倍以下的補助資格,限縮至1.5倍以下。這項調整已經使部分原本符合老人福利法相關補助條件的中低收入老人,被排除在地方補助範圍之外。到了2016年(民國105年)蔡英文就任總統前夕,高雄市政府又再次修正相關辦法,進一步將補助資格限縮至列冊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

據2026年11月衛福部統計,指出高雄市依法應有申請資格者約4萬9694人,其中被排除者約4萬2435人,占85.4%。這些數字及其法律適用範圍,仍有必要透過歷年自治法規、補助名冊、中央考核資料與行政機關原始統計進一步核對,但已經足以提出一項嚴肅的公共政策問題:為什麼一個長期由民進黨執政的城市,在老人福利制度上,會出現如此大規模的補助資格限縮?

更值得追問的是,行政院是否曾經注意到這項制度變化?衛福部及相關主管機關是否進行過充分調查?如果地方政府的制度設計確實造成應受保障的弱勢老人無法取得補助,行政院是否曾經依法要求改善?這才是整起事件真正應該釐清的問題。

地方政府依據地方自治權限所制定的醫療補助自治法規,不會因為中央《老人福利法》第22條修正,就當然失去效力。尤其社會救助屬於地方自治事項,地方政府原本就可能依據相關自治法規及社會救助法規,建立自己的弱勢醫療補助制度。因此,行政院與衛福部所稱中央修法將使地方弱勢老人醫療補助失去法源,究竟是否具有充分法律依據,應該進一步檢視。如果地方政府本來就可以透過自治法規維持補助,卻將中央修法描述成弱勢老人福利可能全面失去保障,那麼這種說法是否過度擴張,便有必要接受法律與事實的檢驗。

更重要的是,不能只因為行政院與立法院的政治立場不同,就讓真正需要協助的老人變成政治攻防的工具。老人福利不是藍綠問題,而是政府對人民的基本責任。一位經濟弱勢老人需要醫療協助時,不應該先判斷自己居住的縣市由哪個政黨執政,也不應該因為中央與地方的政治關係,而失去依法可以取得的福利。

高雄市長期由民進黨執政,歷經謝長廷、陳菊與陳其邁等不同政治世代。如果相關補助資格確實在新潮流主政期間遭到大幅限縮,行政院又長期未能提出有效的監督與改善措施,那麼這筆政治責任就不能只由現任行政院長承擔。行政院、地方政府與主管機關,都應該向人民說明。真正的福利政治,不是政府宣稱自己照顧弱勢,而是弱勢人民真的能夠取得應有的保障。

民主不能只有選舉動員,更必須有公共政策的成果檢驗
台灣政治還有一個經常被選舉攻防掩蓋的問題,就是公共政策的執行績效。以治水政策為例,相關素材指出,截至2024年6月,前瞻治水計畫在台南投入約150.1億元,在高雄投入約72.2億元,兩地合計約222.3億元。然而,兩地仍然經常面臨豪雨淹水問題。

極端氣候造成的降雨,當然不能全部歸責於地方政府;治水工程也不可能保證所有地區永遠不淹水。但是,政府既然投入龐大公共預算,就有義務說明工程進度、設施效益、風險降低程度與後續改善方案。這才是民主政治真正的績效責任。

同樣地,政府不能一方面要求人民支持龐大的追加預算,另一方面卻拒絕讓人民去檢驗過去預算的執行成果。政治人物可以提出新的政策願景,但必須先交代過去的政策成績。人民真正關心的不是政府每天發布多少新聞稿,也不是政黨每天發動多少政治活動,而是庶民生活是否改善?公共服務是否提升?社會福利是否真正照顧需要的弱勢民眾?民主不能只有政治宣傳,卻沒有行政績效。政治也不能只有選舉口號,卻沒有政策成果。更不能只有對手的錯誤,卻沒有自己必須承擔的責任。

重新建立民主的底線:權力必須受制衡,政治必須講事實,人民必須是主體
從憲政衝突、政治傳播到高雄老人福利爭議,三個議題看似不同,卻可以歸納出三項台灣民主必須重新建立的底線 :
第一,權力必須接受制度制衡。總統不是國家的主人,行政院不是立法院的上級,國會多數也不是憲法之外的權力中心。任何政治政治人物都不能因為自己代表多數選民,就認為可以任意擴張權力。民主制度的價值,正在於讓不同權力彼此制衡,避免任何一個政治人物或政黨壟斷國家。

第二,政治傳播必須回到事實與理性。國安威脅必須認真面對,境外資訊干預必須依法防範,但不能把所有不同意見都視為敵對勢力。政治人物可以有自己的價值立場,也可以使用情緒性的政治語言,但不能用宏大敘事逃避具體問題,更不能透過認知框架讓事實查核失去意義。媒體必須保持公開監督的能力,政治人物也必須接受民眾公開的質疑。

第三,公共資源必須回歸人民利益。政黨補助、政府採購、社會福利與地方建設,都應該有透明的制度與可檢驗的成果。不能讓政黨利益凌駕公共利益,也不能讓弱勢人民成為政治攻防的犧牲品。這三項原則,其實就是民主政治最基本的責任倫理。

十一月二十八日的台灣地方選舉,不應該只是縣市長、議員與地方政治人物的競爭,更應該成為人民重新檢視執政權力的機會。地方選舉雖然不是總統大選,但選民完全可以透過地方政治選擇,表達對中央執政表現、憲政責任、公共資源運用與政治文化的評價。這不代表人民必須因為不滿中央政府,就將所有責任轉嫁給地方候選人;也不代表選舉結果可以取代司法與憲法審查。而是民主政治必須保留一項重要權利:台灣人民有權對執政者進行全面評價,並且透過選票要求政治人物承擔責任。

民主的價值,不在於哪一個政黨永遠獲勝,而在於執政者可能失去權力,所有政治人物都必須接受選民的檢驗。台灣民主政治更應該如此發展。

擁有醫師執照的「華語流行樂教父」羅大佑日前對台灣政治文化發表的憤怒言論,或許有其個人情緒與價值判斷,但他所提出的問題還頗值得社會思考:當文化人、知識分子、媒體與政治人物逐漸失去公開批判權力的勇氣,民主社會是否也正在失去自我反省的能力?民主不應該要求所有人站在同一陣線,更不應該要求所有人說出同一套政治語言。真正成熟的民主,必須容許不同立場的人公開辯論,容許媒體追問執政者,容許人民質疑政策,也容許選民透過選票懲罰失職的政治人物。

台灣人民不是總統的臣民,國家不是政黨的私產,憲法更不是執政者可以選擇性遵守的政治文件。台灣民主能夠走到今天,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政治仇恨、更多的認知動員,也不是更多以選舉勝負為唯一目的的政治操作。台灣需要的是一個願意接受監督的政府、一套能夠正常運作的憲政制度、一個不畏懼批判的公共討論空間,以及一個真正把人民權益放在政黨利益之前的政治文化。

選票可以改變政權,但只有制度、法治與公民社會,才能讓台灣民主不斷修正自己的錯誤。台灣民主真正的危機,不只是政治立場的對立,而是權力逐漸脫離制度的監督、政治的傳播取代政策的辯論,以及公共資源與弱勢人民的權益淪為政黨競爭的工具。民主不是贏得選舉後就可以為所欲為,而是無論誰贏得選舉,都必須接受台灣人民與憲法的共同監督。這才是台灣民主最不能失去的真正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