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不能只在備戰與倚美間選擇？ 從台灣民意看兩岸和平的政策空間

(鄒志中特稿)  台海局勢持續緊張，台灣社會最需要回答的問題，已經不只是如何強化國防，而是如何在維持安全的同時，避免戰爭成為不可逆的政治結果。台灣民主文教基金會2026年10月12日公布「川習二會後」民調，50.2％受訪者認為，台灣的命運不應只由美國與中國大陸決定，應主動與大陸談判，避免成為美中大國利益交換的籌碼；另有55％受訪者認為，面對台灣未來走向，應尋求談判與對話，而非對抗到底。這份民調至少呈現一個值得政府重視的現象：台灣社會對國家安全的期待，不完全等於增加軍事支出，也包括透過對話降低衝突風險。

問題在於，台灣目前的兩岸政策，是否已經為和平保留足夠空間？真正值得追問的，不是台灣民調數字的高低，而是三個更根本的問題：為什麼台灣社會會同時出現「強化防衛」與「期待對話」的雙重需求？現行制度與政策框架究竟出了什麼問題，才讓安全與和平被塑造成相互排斥的選項？歷史、政治與社會脈絡又如何共同形塑了今日的兩岸政策困境？只有把焦點從立場對立，轉向結構與制度，這場討論才可能產生超越選舉週期的公共討論價值。

為什麼會發生？國家安全焦慮與兩岸對話期待並存的結構性原因

台灣位處美中戰略競爭的交會點。美國需要維持印太地區的戰略影響力，中國大陸則將台灣問題視為核心利益，而台灣必須在兩個大國的互動之間維持自身安全與發展。美台關係不是固定不變的。當美中兩大國競爭加劇，台灣的戰略價值可能上升；當兩國尋求交易與緩和，台灣也可能面臨被納入大國協商的壓力。這正是台灣民主文教基金會民調所呈現的台灣疑慮。

為什麼台灣社會會同時出現對防衛的支持與兩岸對話的期待？

首先，是因為「安全」在台灣的公共認知中，從來就不只是軍事概念。對台灣大多數人而言，國家安全包含不被武力統一、維持既有的生活方式、避免戰爭造成的巨大代價，以及在國際變局中保有自主選擇的空間。當外部環境高度的不確定，單純依賴軍事準備或單一外部力量，都無法完全回應這種複合型的國家安全需求。

其次，是大國政治的現實制約。台灣不能假設美國永遠會依照台灣的期待處理兩岸問題，也不能認為只要台灣增加軍購，就能自動取得美國的安全保障。國際政治的基本現實是，各國會優先考量自己的國家利益。美國的對台政策受其國內政治、印太戰略優先順序與美中關係整體狀態影響；中國大陸的對台政策則受其內部政治、民族主義動員與對美競爭態勢牽動。台灣若把所有希望押在單一外部力量之上，就等於把自己的命運過度暴露在無法完全控制的變數之中。

再者，是社會對「戰爭代價」的集體認知。台灣經歷過長期的兩岸對峙，也目睹過國際衝突的殘酷。民意中對對話的支持，並非必然等於接受特定政治框架，而更可能反映一種務實判斷：在無法單方面改變對岸意圖的前提下，降低誤判與意外升高的風險，本身就是安全政策的一部分。50.2％認為應主動談判、55％支持對話而非對抗到底，顯示的是社會對「政策選項不足」的焦慮，而非對某一意識形態的全面擁抱。

這些因素加總起來，解釋了為什麼這份民調會浮現：不是因為台灣突然變得「不夠抗中」，而是因為台灣長期累積的國家安全焦慮、美中大國政治的不確定性，以及對兩岸戰爭殘酷代價的務實評估，共同推升了兩岸對話空間的期待。

制度究竟出了什麼問題？安全政策的單一化與溝通機制的缺失

若要理解為何「備戰」與「對話」常被塑造成非此即彼的選項，必須正視制度層面的缺口。

第一個缺口是安全政策的過度單一化。台灣當然需要國防能力。國防建設的目的，是提高可能發動軍事行動者的成本，維持防衛能力與社會韌性。但國防並不能完全取代外交。如果只有軍事準備，缺乏危機溝通機制，台海雙方在誤判、軍事接觸及政治衝突中，仍可能發生意外升高。反過來說，如果只談和平，卻缺乏必要的防衛能力，也難以建立穩定的安全環境。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該不該有國防」，而在於政府是否願意承認，軍事嚇阻與政治對話都屬於國家安全政策的一部分，並在制度上都給予兩者適當的位置與權重？

第二個缺口是兩岸溝通與危機管理機制的長期弱化。穩定的兩岸溝通管道、兩岸軍事與海上意外的風險管理機制、以及在危機發生時能夠迅速聯繫的管道，是降低兩岸誤判的基本制度安排。當這些兩岸機制不足或中斷，任何突發事件都更容易被解讀為政治敵意，從而升高衝突風險。兩岸制度的缺失，會讓「兩岸對話」本身變成高度敏感的政治動作，而不是日常風險管理的一環。

第三個缺口是兩岸交流管理的過度政治化。近期陸籍交換學生因社群平台政治言論遭到處置，以及大陸藝人來台交流申請受到限制，都引發社會對兩岸交流尺度的討論。這些事件涉及國安規範、言論自由及交流管理，應該回到具體法律依據與個案事實檢視。政府有責任防範境外勢力干預，但也必須避免將政治立場不同的言論，直接等同於危害國家安全。如果任何涉及中國大陸的文化交流，都必須先接受高度政治化的忠誠審查，長期下來可能使台灣社會失去理解對岸的機會，也讓「兩岸交流」本身就被污名化。

第四個缺口是政策形成與社會溝通的透明度不足。兩岸政策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原本就容易引發朝野的互不信任。若缺乏國會的監督與社會溝通的機制，政策的調整就容易被解讀為「轉向」或「妥協」，進一步壓縮理性討論的空間。兩岸制度設計與執行若無法提供穩定的公開審議與說明的程序，台灣民意中的兩岸對話期待就難以轉化為真正可操作的政策選項。

這些制度缺口共同造成一個結果：國家安全被簡化為軍事準備，兩岸和平被簡化為政治風險，兩者之間缺乏可以同時運作的制度橋梁。於是，公共討論容易陷入「抗中或親中」的二元框架，而較少觸及「如何在維持防衛的同時建立風險管理機制」這類更務實的兩岸制度設計與執行的問題。

歷史、政治與社會脈絡如何形塑今日的局勢？

要理解台灣當前困境的深度，必須把時間軸拉長，並同時觀察歷史、政治與社會三個不同的層次:

歷史上，兩岸關係從未只是軍事對峙。從1949年後的隔海分治、到後來的經貿往來、民間交流與政治僵局，台灣的兩岸政策一直在「安全」與「往來」之間尋找平衡。台灣民主化之後，台灣社會對主體性與生活方式的堅持更加明確，但外部環境的制約並未消失。美中戰略競爭升溫，使台灣的戰略位置更加突出，也使兩岸問題更緊密地鑲嵌在大國博弈之中。歷史留下的，是一套高度敏感、容易被外部因素牽動的政策結構。

政治上，台灣的民主政治使兩岸政策成為認同競爭的重要場域。不同政黨對「對話」的詮釋不同：有人視其為必要的風險管理，有人視其為可能動搖既有立場的危險。這種分歧本身是民主社會的正常現象，但若政治競爭過度依賴簡化標籤，就會壓縮政策討論的空間。民進黨政府可以不同意對岸提出的政治條件，也可以對兩岸談判抱持更審慎態度，但不能因為兩岸對話可能涉及政治風險，就將所有的兩岸交流都視為統戰。兩岸交流的範圍包括經貿、教育、文化、觀光、學術及民間往來。不同領域應該建立不同的審查標準，而不是以單一政治標籤概括所有的兩岸交流。

社會層面則呈現更複雜的心理結構。一方面，台灣大多數人珍惜民主制度與既有生活方式，對武力威脅有高度警覺；另一方面，也有相當比例的人對戰爭代價感到憂慮，期待兩岸政策能同時處理「嚇阻」與「降溫」。台灣民主文教基金會2026年6月公布的民調，已有59.6％受訪者認同台灣應主動與中國大陸進行和平談判；2026年10月的調查則有50.2％認同應主動談判、55％支持對話而非對抗到底。兩次調查的題目與時間不同，不能直接視為支持度變化的證據，但都顯示兩岸對話議題具有相當程度的公共討論空間。這種「防衛與對話並存」的民意結構，反映的是台灣社會對複雜現實的務實回應，而非單純的意識形態偏好。

此外，網路傳播與媒體生態也形塑了討論形態。兩岸議題容易被簡化成立場對立，細緻的制度討論較難進入公共視野。結果是：真正需要被討論的「危機溝通機制如何建立？」「交流管理如何分級？」「政策如何接受監督？」，反而較少成為焦點。

從民意到制度：重新建立兩岸和平的政策空間

把上述分析放在一起，可以清楚看到共同的挑戰。台灣不能把自己的命運完全寄託在美中關係上，也不能把安全完全等同於軍事準備。國防與和平對話不是非此即彼。台灣需要建立三個相互支撐的政策支柱：第一，維持必要的國防與防衛韌性；第二，建立穩定的兩岸溝通與危機管理管道；第三，維持與美國及其他民主國家的合作，同時避免對外政策過度單一化。而這三者並不互相矛盾。

如果政府真的希望降低台海風險，就不能只在危機發生時呼籲克制，而應建立長期制度。可以從五個方面著手：

• 恢復具備實質功能的兩岸溝通管道，至少確保危機發生時能夠聯繫；
• 建立軍事與海上意外事件的風險管理機制，避免偶發事件升高為政治危機；
• 推動兩岸經貿、教育及文化交流，讓民間往來不因政治變化而全面中斷；
• 建立兩岸政策的國會監督與社會溝通機制，降低兩岸政策不透明所造成的兩岸互不信任；
• 維持台美及國際合作，同時發展台灣自身的外交與安全政策自主性。

這些政策不代表台灣必須接受任何特定政治框架，而是讓台灣在維持自身制度與安全的前提下，擁有更多處理兩岸問題的不同選項。兩岸交流不等於就要接受對方得政治主張，兩岸對話也不等於放棄自身立場。兩岸人民之間的相互認識，也不應該只透過軍事新聞、政治宣傳與官方聲明來建立。

真正的安全，是讓台灣有能力選擇和平

台灣不能把兩岸和平寄託在對岸善意，也不能把兩岸安全完全寄託在美國的安全承諾。國防能力是台灣生存的必要條件，但兩岸和平政策同樣不可缺席。如果政府只告訴人民必須備戰，卻不願意說明如何避免戰爭？只強調獲得國際的安全支持，卻沒有建立自主的危機管理能力？那麼台灣的安全戰略就仍然存在巨大的缺口。

台灣民意調查所呈現的兩岸和平對話期待，值得政府認真面對。真正成熟的兩岸政策，不是要求台灣人民在抗中與親中之間被迫選邊站隊，而是讓台灣在維持民主制度、確保國家安全與追求兩岸和平之間，保有更多的兩岸政策選項。

台灣需要的不是以和平之名放棄安全，也不是以安全之名放棄和平。一個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台灣，也應該有能力充滿自信與對岸談判；一個真正重視自由民主的政府，更應該尊重台灣人民對兩岸和平的期待。這就是當前兩岸政策最需要被重新思考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