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一新專欄】台灣選舉到底還要被恐懼綁架多久？

夏一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每逢選舉，台灣政壇總會響起熟悉的警報聲。「抗中保台」、「中共介選」、「境外勢力滲透」、「第五縱隊」、「中共同路人」，甚至「匪諜就在你身邊」，各種政治標籤輪番登場。從中國即將攻打台灣、解放軍可能進駐，到台灣恐將淪為第二個香港，政治人物不斷訴諸國家安全與戰爭恐懼，彷彿選民只要投錯一票，中華民國的自由民主便會在一夕之間灰飛煙滅。

從1996年首次總統直選到2026年，台灣經歷八次總統選舉與多次政黨輪替。中華民國沒有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台灣沒有變成香港，解放軍也沒有進駐台灣。然而，國家安全議題與敵我動員，往往使民生政策、施政成績與地方建設失去討論空間。

中國對台灣的軍事威脅確實存在，境外勢力介入民主選舉也必須防範。但國家安全究竟是嚴肅的政策問題，還是可以反覆提款的選舉工具？三十年來，台灣選民難道還不能要求政治人物提出比恐懼更有說服力的治理方案？

從飛彈危機到兩顆子彈　選前政治風暴

1996年3月，中華民國舉行首次總統直接選舉。中共在台灣周邊海域試射飛彈，並進行軍事演習，企圖以武力威嚇影響選民。李登輝最終以54%的得票率當選，中共的軍事施壓反而激起台灣社會的反彈。

2000年3月15日，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北京記者會上警告台灣選民，不要一時衝動，以免後悔莫及。三天後，陳水扁當選總統，完成中華民國首次政黨輪替。

2004年3月19日，總統大選投票前一天，陳水扁與呂秀蓮在台南遭槍擊，震驚全國。隔天陳水扁以6,471,970票擊敗連戰、宋楚瑜的6,442,452票，雙方僅相差29,518票，得票率差距約0.22個百分點。

連宋陣營質疑選舉公正性，選後提出選舉無效與當選無效訴訟，並進行全面驗票，最終未能推翻選舉結果。選前一天的「兩顆子彈」，究竟對不到三萬票的勝負差距產生多大影響，始終是台灣選舉史上難以迴避的政治疑問。

周子瑜道歉風波　演藝爭議牽動選前情緒

2016年1月15日，韓國大型娛樂公司JYP安排旗下藝人周子瑜發布道歉影片，距離台灣總統大選只有一天。影片中，周子瑜以素淨、憔悴的形象面對鏡頭，照稿宣讀聲明，表示自己是中國人。這套影像呈現方式與敏感的發布時機，迅速激起台灣社會的憤怒。

周子瑜本人並非政治操作者，但經紀公司的危機公關，卻讓演藝爭議轉化為選前政治風暴。無論原始目的是否只是挽救中國市場，影片的影響已超出娛樂新聞的範圍。

藝人無須為他人的政治立場負責。選前爭議激起強烈反應，很可能直接影響選舉結果；政治人物與媒體更應分清事實、推測與評論，避免利用個人處境動員敵我情緒。

王立強共諜風波：政治效果先到　真相查證在後

2019年11月23日，澳洲媒體揭露王立強自稱中國間諜，聲稱中國情報系統滲透台灣媒體、宮廟與基層組織，企圖影響2020年總統大選。

消息曝光後，中共介選、媒體滲透與第五縱隊等指控迅速成為選戰攻防焦點。

然而，王立強的情報身分與部分指控始終存在重大疑點。遭其指控涉及情報活動的向心、龔青夫婦，相關國安案件後來因證據不足而獲不起訴確定。

王立強事件最值得警惕的，正是認知作戰式政治傳播的特徵：情報指控可以在選前迅速擴散，政治效果立即產生，查證與究責卻可能拖到選舉結束很久以後。

從抗中保台到第五縱隊　國安警告變成政治標籤

2026年地方選舉進入最後階段，賴清德總統再次提醒民進黨公職與候選人，提高警覺，防範中國認知作戰、境外勢力與在地協力者介入選舉。

國家安全必須建立在具體情報、證據與法律程序之上。掌握國安機關與行政資源的執政者，更應區分已查證的違法行為、情報研判與政治評論，不能將懷疑包裝成政治忠誠的檢驗。

「中共同路人」、「第五縱隊」、「匪諜就在你身邊」等標籤一旦被濫用，便可能使正常的兩岸交流、不同的國防主張與對話倡議，都成為政治懷疑的對象。

支持兩岸和平，不等於支持中共統一；主張恢復對話，不等於接受北京的政治條件；批評政府的國安政策，更不等於替境外勢力服務。

國安警告更不應成為掩蓋施政不足、迴避民生問題的護身符。

從俄烏到美伊戰爭　戰爭不是選舉口號

烏俄戰爭延燒多年，造成慘重傷亡、數百萬人流離失所，以及城市與基礎設施的破壞。即使擁有龐大軍力，俄羅斯也無法輕易取得原先預期的戰略成果。

美國與伊朗的戰爭，同樣暴露軍事強權的極限：先進武器與全球軍事部署，仍無法免除軍事消耗、財政負擔、能源市場震盪與政治壓力。

兩場戰爭背景不同，卻顯示相同的困境：發動戰爭只需一項決策，結束戰爭卻可能耗費數年，仍無法達成最初的政治目標。

台灣位處第一島鏈，地緣戰略地位重要，人口密集，能源與對外貿易高度依賴海空運輸。一旦台海爆發大規模戰爭，無論最後軍事勝負如何，台灣社會都可能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

強化國防與軍事嚇阻是必要的，但真正負責任的國家安全政策，不能只有增加軍費、採購武器與強硬表態，更必須包含危機管理、外交協調與恢復兩岸溝通的具體方案。

三十年過去　台灣需要的是和平戰略

三十年的和平不能保證未來沒有戰爭，卻說明兩岸政治分歧並不必然走向軍事衝突。政治領導人的責任，是提出延續和平的方案，而非反覆訴諸選舉恐懼。

和平不是投降，對話不是示弱。成熟的領導人應在堅守中華民國自由民主制度與國防的同時，降低兩岸敵意，建立危機溝通管道。

民進黨長期運用國家認同、抗中保台與國安危機進行政治動員；當敵我意識主導選戰，年輕人面臨的低薪、高房價、能源成本與戰爭風險，便可能被擠出公共討論。

政治人物既然承諾保衛下一代的未來，就應以更好的薪資、可負擔的住房與安全的生活兌現承諾。台灣選舉應回歸政策與治理，讓具體政績取代恐懼動員，讓下一代在自由民主與和平中安居樂業。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