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鎤銘專欄】分裂國會底定　華爾街剉咧等

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2026年11月3日美國中期選舉落幕，市場普遍預期的「民主黨拿下眾議院、共和黨守住參議院」的分裂國會格局成為基準情景。預測市場在選前給出的民主黨控制眾院概率約九成，參院勝率約65%，最終結果並未偏離這一路徑。對金融市場而言，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哪一黨贏了哪一院，而是新的權力結構將如何改寫財政紀律、監管邊界與企業盈利的路徑。

 

野村資產管理在選前發布的報告中提示，戰後20次中期選舉後，標普500指數從選前10月底到次年年底平均上漲約20%，政治不確定感消退與政策期待升溫是主要背景。然而這一次，歷史經驗正面臨高利率、財政赤字與AI融資風險的三重檢驗，市場不能簡單套用日曆效應。

 

分裂國會：財政剎車與債市喘息的雙面性

 

分裂國會最直接的市場含義，是大規模新增財政擴張的立法通道被切斷。共和黨主張的減稅永久化與進一步財政刺激，在民主黨掌控眾院撥款權的情況下難以順利落地；民主黨力推的結構性財稅改革與社會支出擴張，同樣過不了參院與白宮的否決門檻。這種僵局對債券市場構成邊際利多：財政惡化預期降溫，長期國債收益率的上行壓力相應緩解。

 

有機構測算，民主黨控制眾院的情景下，10年期美債收益率短期可能下行約10個基點。但「僵局等於財政紀律」是一個危險的錯覺。美國聯邦債務的利息支出已佔GDP約4%，吸收近20%的聯邦財政收入，無論國會由誰控制，存量債務的滾動與利息成本都將持續推高赤字。分裂國會可以阻止新的擴張，卻無法逆轉既有的財政算術。對美債投資者而言，真正需要盯住的是赤字規模、發債節奏與期限溢價的變化，而不是黨派標籤本身。

 

歷史規律與當前現實的張力

 

自1950年以來，標普500指數在中期選舉年的平均回報僅約4.6%，遠低於非中期選舉年的11.2%，且幾乎所有漲幅集中在選舉結果明朗之後。更細緻的數據顯示，1974年以來13次中期選舉後的6個月內，MSCI美國指數平均上漲12%，且每一次都錄得正回報；但美元與美債收益率在此期間並無一致方向。這意味著「選後必漲」更像是一個統計上的傾向，而非可交易的鐵律。

 

當前環境的特殊性在於，美股在選前已處於歷史高位附近，10年期美債收益率徘徊在2002年以來的高位，布蘭特原油價格突破每桶100美元，AI資本支出的融資成本正在上升。在這樣一個起點上，即便歷史平均回報為正，路徑的波動也可能遠超投資者的舒適區間。美銀首席投資策略師麥可·哈特內特（Michael Hartnett）在選前明確建議戰術性避險至11月中旬，理由是民主黨橫掃國會的利空尚未被市場充分定價，一旦成真，低稅收與寬監管的格局將面臨修正，對企業盈利構成壓力。

 

行業分化：AI監管、醫療修復與防禦輪動

 

選舉結果對指數層面的影響或許有限，但對行業結構的擾動更為具體。民主黨掌控眾院意味著AI相關的聽證、反壟斷審查與資料中心電力成本的監管壓力將顯著上升。AI建設的瓶頸正在從晶片與軟體轉向資料中心選址、電網接入、水資源使用與社區審批，這些環節恰恰是聯邦監督與州級政治博弈的交匯點。

 

與此同時，醫療保健板塊成為分裂國會下少數具備跨黨派妥協空間的領域：民主黨控制至少一院後，進一步削減聯邦醫療補助的難度加大，醫院、大型製藥與生物科技企業的政策風險相應下降。清潔能源與電網投資也可能獲得局部修復空間，但項目落地仍取決於具體撥款協議與監管執行，不宜提前定價。從資金流向看，選前防禦性板塊已開始吸收從科技成長股流出的資金，必需消費品板塊一度創下1998年以來最佳月度表現，顯示部分投資者已在為選後的政策摩擦預做準備。

 

美元與全球資本流動的再定價

 

美元的方向更難由選舉結果單獨推導。野村證券的匯率情景分析顯示，在民主黨橫掃或分裂國會的情景下，美元傾向於延續偏弱格局，主要透過金融政策預期與「美元離岸」情緒兩條渠道傳導；若共和黨意外守住兩院，財政擴張預期升溫與利差因素則可能推動美元階段性反彈。但選舉本身並不是一個可靠的美元擇時信號。

 

從中期維度看，海外投資者對美國資產的配置意願、聯準會獨立性面臨的政治壓力，以及雙赤字擴大的結構性力量，對美元的影響遠比國會歸屬更為深遠。有機構在選前判斷，民主黨勝選或川普政策邊際緩和，反而可能壓縮風險溢價，對美元形成支撐，這與「民主黨等於弱美元」的直覺恰好相反。這提醒投資者，匯率是多重力量的疊加結果，選舉只是其中一個擾動項。

 

中期選舉塵埃落定之後，金融市場終將把注意力從政治頭條移回經濟基本面。分裂國會限制了財政政策的邊際變化幅度，卻沒有解決債務路徑、通膨黏性與AI資本回報這三個真正主導資產定價的變數。歷史數據可以提供安慰，卻不能替代對利率路徑與企業盈利品質的持續追蹤。

 

對投資者而言，選舉結果的意義不在於提供一個方向性的交易指令，而在於它改變了政策摩擦的分佈：財政擴張的尾部風險下降，監管與撥款對抗的頻率上升；債市的短期壓力緩解，長期的供給約束未消。在不確定性從「選舉」轉向「執行」的過程中，保持對期限溢價、AI融資條件與防禦性現金流的敏感度，比押注任何一種政治敘事都更為務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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