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不能忘記自己的來路：從全球華人的期待、戰後歷史共業到多元文明的再生

臺灣不能忘記自己的來路：從全球華人的期待、戰後歷史共業到多元文明的再生

圖文：蔡篤堅 健康亞洲董事長

一、臺灣的成功，從來不是一座孤島的奇蹟

        今日的臺灣，已經成為全球半導體、人工智慧、精密製造與民主發展的重要參與者。這樣的成就，值得所有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珍惜。然而，當我們回顧臺灣戰後八十年的發展歷程時，不能只從今日的政治認同出發，重新選擇自己願意記住的歷史。
        臺灣的現代化，既不是某個政黨的單獨成就，也不是某個族群的專屬功勞，更不是單靠美國援助就能完成的經濟奇蹟。它是臺灣原有的社會基礎、日本殖民時期留下的現代化建設、戰後遷臺人口帶來的知識與技術、廣大農民與勞工的努力、美國及國際社會的支持，以及全球華人對臺灣寄予的期待，共同交織而成的歷史成果。

        尤其值得重新認識的是，1949年前後，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對當時世界各地許多認同中華民國、關心中國前途，或期待保存中華文化與現代化希望的華人而言，臺灣不只是地理上的一座島嶼，也逐漸成為承載某種歷史希望的地方。這種期待並非全球華人一致的政治選擇。不同地區、不同世代的華人，對中國、臺灣、中華民國乃至自身文化歸屬，本來就有不同看法。但我們不能因此忽略：確實有一批海外華人，將自己的資金、專業、知識、社會網絡乃至人生理想，投入了臺灣的發展。

        他們未必出生於臺灣，甚至未必曾經長住臺灣，卻願意為臺灣的未來付出。如果我們只以今天的國族認同來判斷昨天的歷史貢獻，就可能無法理解這些人當年為何願意投入，也難以理解臺灣如何在冷戰的特殊國際環境中，逐步累積後來的發展條件。一個成熟的社會，不必要求前人都擁有今天的認同，才能承認他們曾經作出的貢獻。

二、從美援到華僑投資：全球華人如何參與臺灣的經濟起飛

        談起臺灣戰後經濟發展，人們很自然會想到美援、土地改革、加工出口區、十大建設，以及後來的新竹科學園區，這些都是重要的歷史環節。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的史料，1951年至1965年間，臺灣接受約14.8億美元的美國經濟援助。美援對穩定貨幣、推動基礎建設、扶助產業及建立經濟規劃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然而，美援並不是全部，1955年政府公布《華僑回國投資條例》，1960年又公布《獎勵投資條例》，藉由政策鼓勵海外華僑及外國資本投入臺灣產業。國家檔案記載，1952年至1971年間，華僑與外國人在臺投資合計超過六億美元，其中相當部分涉及技術合作。這是兩類投資者的合計數字，不能全部視為華僑投資，但足以說明當時跨國資金與技術網絡的重要性。

        1966年成立的高雄加工出口區，也吸引了華僑資金投入，促成技術、國際市場與臺灣勞動力的結合。 這些資料提醒我們：臺灣的經濟發展，從來就具有跨國、跨地域的性質。不過，我更想強調的，不只是資金流動，而是資金背後的信任與認同。在國際政治前途不明、臺灣市場規模有限、基礎設施仍待改善的年代，為什麼有人願意來臺投資？為什麼有海外學者願意返臺提供政策建議？為什麼有企業家願意在這裡建立長期事業？除了投資報酬、政府獎勵與國際產業分工，文化連結、歷史情感與對未來的期待，也可能是其中一部分動機。

        這正是值得透過口述歷史與跨國檔案進一步研究的課題。我們不能把所有海外華人的經濟行動都簡化成民族情感，也不能因為今天的政治分歧，就否認當年確實存在的文化認同與社會連結。臺灣的經濟奇蹟，不只是資本與技術的累積，也是不同人群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合作與信任的結果。

三、財經六院士與知識人的奉獻：臺灣現代化的另一條歷史脈絡

        在我長期關注臺灣金融自由化、經濟政策與口述歷史的過程中，始終認為有一群人的貢獻，值得我們重新放回臺灣現代化的歷史脈絡中理解。那就是戰後參與臺灣經濟改革的海外華人經濟學者與專業知識人。其中，劉大中、蔣碩傑等被稱為「財經六院士」的學者，具有特別重要的象徵意義。
這些學者擁有國際學術地位，熟悉現代經濟理論與西方制度，卻願意參與當時臺灣的政策討論，協助建立較符合市場運作與長期發展需要的經濟制度。

        以劉大中為例，他長期任教美國康乃爾大學，仍多次返臺參與經濟規劃，並於1968年至1970年間主持行政院賦稅改革委員會，推動所得稅與投資獎勵制度的改革。財政部的歷史資料對其貢獻有詳細記載。 中華經濟研究院也曾特別紀念劉大中與財經六院士對臺灣早期經濟改革的貢獻。 這些學者的共同特色，不在於他們是否符合今日某種政治認同，而在於他們試圖把現代經濟學、國際經驗與臺灣現實結合，協助社會建立可以長期運作的制度。

        從嚴家淦、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璿等技術官僚，到海外經濟學者與本地企業家，臺灣的經濟發展逐漸形成了一個跨越學術、政府與產業的合作網絡。而這個網絡的成形，既受到冷戰國際秩序影響，也承接了更早的中國近代化思想、留學教育傳統，以及對科學、實業與制度改革的追求。

        換句話說，臺灣戰後的現代化，某種程度上也是十九世紀以來華人社會追求富強、科學、民主與制度改革的歷史延續。然而，這條歷史脈絡最後在臺灣發展出的成果，並不是原來政治理念的簡單複製，而是在臺灣本土社會、國際環境與民主化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新的制度與認同。這個轉化過程，才是臺灣歷史最值得深入理解的地方。我們可以批判過去的政治體制，也可以重新評價前人的思想侷限，但不必因此否定他們留下的知識資產。真正的歷史進步，不是讓後人否認前人，而是讓後人能夠在理解前人的基礎上，超越前人。

四、冷戰與威權主義，是必須共同面對的歷史，而不是選擇性遺忘的理由

        當然，談論全球華人的期待與戰後臺灣發展，絕不能因此浪漫化當年的政治環境。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1949年開始的長期戒嚴、白色恐怖、思想與言論控制，以及政治權力高度集中的威權體制，都是臺灣現代史無法迴避的重大事實。國家人權博物館的研究指出，戒嚴時期政治迫害的對象，不只包括被認為親近共產黨的人，也包括臺獨運動者、民主人士與沒有明確政治立場的一般民眾。這些歷史傷害並非抽象的政治爭論，而是無數個人與家庭真實承受的生命經驗。 因此，我所說的「歷史共業」，絕不是要模糊加害與受害的責任，更不是以經濟發展成就合理化威權統治。相反地，我認為歷史共業的真正意義，是承認不同群體曾經被捲入同一個龐大的歷史結構，而其所承受的權力、利益、限制與傷害並不相同。

        當年的統治者必須對政治迫害負責；受害者的痛苦必須被記錄、承認與補償；社會也必須理解冷戰、國共內戰、國際戰略與威權制度如何共同形塑了那個時代。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當年認同中華民國、投入臺灣建設或珍視中華文化的人，都應被視為威權統治的共同加害者。同樣地，也不能因為某些人曾經為經濟發展作出貢獻，就免除我們對當年政治壓迫的批判。經濟建設與政治迫害可以同時存在；制度成就與人權傷害可以發生於同一個時代。

        成熟的歷史理解，必須有能力同時容納這些看似矛盾的事實。我尤其重視口述歷史的價值，正是因為官方檔案往往記錄了制度如何運作，卻未必能充分呈現人在制度中的遭遇。從政治受難者、農民、工廠女工，到海外學者、技術官僚、軍人家庭與原住民族社群，每一種生命敘事，都有助於我們理解臺灣歷史的複雜性。國家人權博物館也將口述歷史視為補足政治檔案、保存受難者與家屬記憶的重要方法。 歷史研究的目的，不應是尋找一個可以永遠歌頌的群體，或一個可以永遠譴責的群體，而是透過證據、反省與對話，建立更加完整的公共記憶。只有如此，轉型正義才不會停留在政治立場的競爭，而能真正成為社會和解與民主深化的基礎。

五、認同可以轉變，但不應因此切斷文明的傳承

        戰後八十年來，臺灣社會的認同確實發生了深刻變化。隨著民主化、本土文化復興、世代更替，以及兩岸政治制度與社會經驗日益分歧，越來越多人從臺灣自身的生活經驗出發，理解自己的政治與文化歸屬。這是值得研究與尊重的社會現象，任何人的認同，都不應由國家強制規定，也不應因祖先的出身而被永久固定。然而，我們必須進一步區分三個經常被混為一談的概念：政治認同、國家認同與文明認同。政治認同涉及人民如何理解權力、制度與公共生活；國家認同涉及人民如何界定自己的政治共同體；文明認同則涉及語言、文字、思想、宗教、藝術、倫理、歷史記憶與生活方式的傳承。三者彼此相關，卻不必完全重疊。

        一個人可以認同臺灣民主政治共同體，同時珍視中華文化；可以反對中國大陸當前的政治制度，卻熱愛唐詩、宋詞、儒道佛思想與中國古典藝術；可以支持臺灣本土語言與文化復興，同時欣賞中華文明、歐洲啟蒙思想、日本美學與印度哲學。這些認同並不必然相互排斥。事實上，臺灣文化的特殊價值，恰恰在於它長期處於多種文明交會的場域。南島民族文化、閩南與客家移民文化、中華古典傳統、日本殖民時期的現代化經驗、戰後歐美科學與民主思想，以及近年東南亞新住民帶來的多元文化，共同構成了今日臺灣的社會面貌。

        如果我們承認這樣的歷史事實，就很難主張臺灣必須透過排除其中某一種文明，才能建立自己的主體性。臺灣的主體性，應該表現在我們有能力自主選擇、批判、轉化與創造，而不是必須否認自己曾經接受哪些文明的滋養。這也呼應我過去所強調的「超越儒家，重新出發」。超越儒家，不是打倒孔家店，更不是否認中華文明，而是要突破儒家思想在歷史上被制度化、權威化之後可能形成的思想限制，重新開放先秦諸子、道家、墨家、佛教，以及近代中西思想之間的對話。

        同樣地，臺灣建立新的認同，也不應是從一種排他性的歷史敘事，走向另一種排他性的歷史敘事。我們不必在「臺灣主體性」與「中華文明傳承」之間作出非此即彼的選擇。真正值得追求的，是讓臺灣在充分自主的前提下，擁有更開放的文明視野。

六、不能以今日的政治界線，重新劃分歷史的恩義與貢獻

        我始終認為，一個社會如何對待歷史，反映的是它的文明成熟程度。在臺灣的公共討論中，有時會出現一種令人擔憂的傾向：因為今日政治認同的差異，便重新評價甚至排斥過去與某種文化或國家認同相關的人物、思想與歷史貢獻。當然，重新評價歷史人物是必要的。民主社會有權檢討過去的威權象徵，重新理解公共紀念的意義，也有責任補足長期被忽略的本土歷史與弱勢群體經驗。但歷史評價不應只有單一標準。

        例如，我們可以批判戰後威權統治的政治責任，同時研究當時技術官僚的經濟政策貢獻；可以肯定本土民主運動的歷史意義，同時承認海外華人學者對臺灣財經制度的協助；可以反省國民黨政權的統治結構，同時尊重那些因戰亂離鄉、在臺灣重新建立生活的普通家庭。同樣地，臺灣原有居民、原住民族、農民、勞工與女性的付出，也不能因為傳統經濟史過度聚焦政治領袖與技術菁英而被忽略。這些不同的歷史貢獻，應該彼此補充，而不是相互抵銷。

        尤其在我從事臺灣金融自由化口述歷史研究的過程中，更深刻感受到，許多重要的制度變革並不是由單一人物完成，而是長期透過不同世代、不同背景的專業人士、企業界與公共部門共同推進。
有些人懷抱民族復興的理想，有些人追求臺灣經濟繁榮，有些人重視市場自由與制度改革，也有人只是希望下一代能過更好的生活。他們的出發點不盡相同，卻可能共同促成了臺灣的現代化。

        後人不必接受他們全部的政治觀念，才能感謝他們留下的成果。感恩不是效忠，承認貢獻不是放棄批判，保存文明更不等於接受任何政權的統治。如果能夠建立這樣的公共倫理，臺灣便有機會從認同競爭，逐步走向更成熟的歷史理解。

七、從華夏文明到世界文明：臺灣應該成為開放的文明交會點

        我過去曾提出，十九世紀中國面對西方衝擊時，將救亡圖存的希望寄託於船堅炮利；到了二十一世紀，許多國家又將競爭焦點轉向晶片、人工智慧、算力與先進科技。然而，船堅炮利是一時的，算力也是，真正決定文明能否持續發展的，不只是擁有多少技術，而是人類如何運用技術、如何組織社會、如何處理權力與責任，以及如何理解生命的價值。同樣的問題，也可以用來思考臺灣的文明定位。

        臺灣未來的競爭力，當然需要半導體、人工智慧、生醫科技與國際產業鏈的支持，但如果只剩下產業競爭與地緣政治，卻逐漸失去歷史理解、文化包容與文明創新的能力，那麼我們所建立的繁榮，仍可能缺乏深厚的精神基礎。

        我認為臺灣具有一項值得珍惜的歷史條件：我們有機會在同一個社會中，實際經驗不同文明的衝突、交會與轉化。臺灣既承接中華文化傳統，也經歷日本殖民統治與西方現代化的深刻影響；既保存宗教與民間信仰的多元性，也逐步建立民主、法治與公民社會。更重要的是，臺灣在民主化過程中，讓許多原本受到壓抑的歷史記憶、地方文化與社會運動得以重新發聲。這樣的經驗，可以成為我們參與世界文明對話的基礎。

        在這個意義上，華夏文明不應被理解為某個現代國家或政權的專有財產。它是一個經歷數千年演變、內部充滿差異與辯論的龐大文化傳統。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佛教，以及歷代文學、藝術、醫學、科技與民間生活文化，從來不是完全一致的思想體系。我們既可以繼承，也可以批判；既可以珍惜，也可以改造。對於中華文明如此，對於日本文化、西方文明與其他文化傳統也應如此。這正是我所主張的「學通中西、道貫古今」。不是將不同文明勉強融合為一套統一思想，而是透過持續的比較、批判與對話，讓不同傳統成為彼此學習的資源。

八、AI時代的臺灣，更需要包容而不是文明自我限縮

        人工智慧的出現，使這個問題變得更加迫切。AI正在重新組織人類的知識、生產、教育、醫療、金融與社會關係。它不只是新工具，更可能改變人類如何理解自己，以及如何與其他生命、自然環境和未來世代共同生活。因此，我提出《臺北人工智慧倫理宣言》，並以「文明共生、多元包容、責任創新、永續普惠」作為基本方向。其中的「臺北八原則」——共生、慈悲、多元、鑑史、問責、普惠、共情、永續——所要回應的，正是科技時代可能出現的新型權力集中、文化偏見與社會排除。尤其「鑑史」與「多元」兩項原則，與臺灣今天如何理解自身歷史密切相關。

        如果我們希望AI不被單一國家、企業、階層或文化價值壟斷，就必須先在自己的社會中學習尊重不同的歷史經驗與文明傳承。如果我們要求AI理解多元文化，卻在公共生活中容不下與自己不同的文化認同，這樣的倫理主張便容易流於空談。同樣地，如果我們希望AI能夠協助人類突破既有知識的限制，就不能讓自己先被狹隘的歷史敘事所限制。我所期待的臺灣，不是只能在某一種文明傳統中尋找自己的正當性，而是能夠從不同文明汲取資源，形成新的公共價值。

        例如，中華思想中的「生生之謂易」、佛教的慈悲與緣起觀念、西方的個人自主與人權理念、原住民族對土地與自然的關係倫理，都可能為AI時代提供值得探討的思想資源。當然，這些傳統之間也存在矛盾，需要經過批判與重新詮釋，不能直接將古代思想等同於現代科技倫理，但這正是文明創新的起點。一個真正具有主體性的臺灣，不應害怕與任何文明對話，因為自主性不是靠隔絕建立，而是在開放交流中不斷深化。

九、從歷史和解到「網絡臺灣」：重新連結世界的社會力量

        我近年提出「Networked Taiwan（網絡臺灣）」的構想，希望臺灣不只依賴地理疆界與傳統產業優勢，而能透過國際學術、醫療、科技、金融與公民社會網絡，建立面對地緣政治、供應鏈變動與全球危機的第二縱深。這個構想其實也與戰後臺灣發展的歷史經驗相呼應。當年的臺灣，在資源有限、國際地位不穩定的情況下，仍然能夠透過海外華人、國際學者、企業與友好國家的連結，逐步建立經濟發展的基礎。今天的國際環境已經不同，臺灣社會的政治認同也已發生重大轉變。

        因此，我們不應簡單複製過去的動員方式，更不能將國際合作建立在要求他人接受單一政治認同的基礎上。但我們可以重新理解當年的重要經驗：一個社會的發展能量，不只來自它內部擁有多少資源，也來自它能夠與多少不同的人建立長期信任。這也是我推動健康亞洲、亞洲生命倫理學會國際合作，以及臺北AI倫理對話的重要思考。我們希望連結的，不只是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而是所有願意共同面對健康、老化、科技倫理、社會公平與永續發展問題的夥伴。

        海外華人可以是其中重要的一環，東南亞各國的醫療與學術夥伴、歐美研究機構、日本與韓國的專業社群，以及全球不同文明背景的公民社會，也都可以成為合作對象。尤其臺灣長期與東南亞社會存在人口流動、宗教文化、醫療合作及產業連結，未來更應將這些關係發展為平等互惠的國際網絡。這不是回到過去某種以民族或國家為中心的歷史想像，而是將過去累積的跨國合作經驗，轉化為新時代的公共資產。

      在國內，我們也應透過口述歷史、地方文化、社區營造與跨世代教育，讓不同背景的人民有機會共同理解臺灣的形成過程。從原住民族的土地記憶，到戰後移民家庭的生命故事；從農村工業化到民主運動；從海外華人對臺灣的支持，到新住民參與今日臺灣社會的建設，都值得成為共同歷史的一部分。唯有如此，臺灣的國際連結才能建立在真正開放而有深度的社會基礎上。

十、讓新認同成為文明再生的起點，而不是新的排他邊界

        臺灣的認同變遷，是一個仍在持續發展的歷史過程。不同世代對臺灣、中華民國、中國與中華文化的理解，可能存在相當大的差異。這些差異不必被否認，也不可能只靠一篇文章消除。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建立幾項共同的公共倫理。

第一，尊重每個人自主形成政治與文化認同的權利，不因其出身、語言或文化傳承而懷疑其公民資格。

第二，完整理解歷史，不因政治立場而選擇性歌頌或否定過去。威權統治的責任必須釐清，民主運動的貢獻必須肯定，經濟建設的歷史也應獲得公正研究。

第三，將文化傳承與政治權力分開。珍視中華文化，不等於接受中國大陸的政治制度；重視臺灣主體性，也不必否認與中華文明的歷史連結。

第四，透過口述歷史與公共教育，讓不同群體的生命經驗進入共同記憶，而不是讓歷史成為各自封閉的政治敘事。

第五，將文明多元性轉化為面對未來的創新能力。臺灣可以在自主、民主與人權的基礎上，持續與不同文明交流，發展新的社會制度、科技倫理與國際合作模式。

        這些原則並不要求所有人接受相同的歷史解釋，而是希望我們即使存在不同認同，仍能共同維護討論、研究、理解與合作的空間。民主社會的成熟，不在於所有人終於擁有同一種認同，而在於不同認同的人，仍願意承認彼此的尊嚴與歷史。

結語：真正的臺灣主體性，是有能力承接歷史，也有勇氣超越歷史

        回顧臺灣戰後八十年的歷史，我們應當承認，這片土地今日的成就，來自許多不同背景的人，在不同時代所作出的努力。全球華人的期待與支持，是其中一條重要的歷史脈絡；美國援助與國際產業分工，是另一條脈絡；臺灣本土社會的勞動、創業、民主運動與文化復興，更是不可取代的基礎。這些歷史不必互相競爭，我們可以感謝當年支持臺灣的海外華人，也可以深刻反省冷戰與威權統治造成的傷害；可以肯定民主化所形成的新認同，也可以繼續珍惜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留下的文化資產。

        我尤其不希望看到，臺灣在成功走出威權主義之後，卻又因為新的政治認同，而逐漸失去對不同歷史與文明傳承的包容。如果過去的錯誤，是以國家權力強制人民接受單一認同，那麼未來就更不應讓任何新的認同，成為排斥他人文化與歷史的理由。真正值得追求的，不是讓所有人重新回到同一個歷史起點，而是讓不同來路的人，都能在今天的臺灣找到共同生活與創造未來的可能。

        臺灣不需要因為珍惜中華文明而放棄自己的主體性，也不需要因為建立新的主體性而否定中華文明。我們更不必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本土與世界之間，劃出無法跨越的界線。在人工智慧重塑世界、地緣政治持續變動、人類共同面對氣候與生命倫理挑戰的今天，臺灣更需要的是開放的知識、成熟的民主、深厚的歷史理解，以及跨越文明邊界的合作能力。

        認同可以更新，但不必以遺忘為代價。歷史可以批判，但不必以否定所有傳承為方法。文明可以超越，但不必透過切斷自己的根源來證明進步。如果臺灣能夠從過去的衝突中學會反省，從不同的文化傳統中汲取智慧，並將自身的民主經驗與科技能力轉化為對人類共同未來的貢獻，那麼臺灣的歷史意義，便不只是一個成功的經濟體或民主社會。

        它還可能成為一個重要的文明實驗場域：讓不同來路的人，在不必否認自己歷史的前提下，學習共同生活，並創造超越既有邊界的新文明。真正值得珍惜的臺灣，不是只能容納一種歷史的臺灣，而是能夠承接多重歷史、包容多元認同，並且有勇氣開創未來的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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