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岸債影下的古天樂與2026香港電影工業轉型困局

離岸債影下的古天樂與2026香港電影工業轉型困局

With 報新聞 看影視

文：張恭銘

近日，古天樂被起訴的消息，讓香港電影工業的資金鏈問題再次浮上水面。按現有說法，七年前「天下一」為籌措《明日戰記》、《尋秦記》等電影項目資金，向一家英屬維爾京群島離岸公司借款七千萬港元；在年利率達一成八的滾息下，欠款連本帶利已達一億五千萬港元。數字驚人，但更值得追問的是：一個撐起本地大片規模的電影人，為何要走進如此高槓桿、低透明度的融資結構？

天下一作為私人公司，財務細節並不對外披露，外界難以判斷單一項目的成本、回款與風險分攤。當創作者同時是企業主、行業代表與公共資源協調者，權力集中與產業資源鏈條交叉，便容易形成「一人扛一城」的敘事。古天樂兼任香港演藝人協會會長與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會長，在行業寒冬中，他既是呼籲者，也是承擔者；但制度若長期倚賴個人信用與熱情，風險便會向個人集中，最終以債務形式反噬。

這不只是古天樂的難題。香港電影近年面對市場萎縮、合拍模式變化、戲院結業與人才流失，大片需要更高成本，回收卻更不確定。離岸借款、高息滾存，反映的是本地電影融資工具不足、風險資本短缺與財務治理不透明。當工業體系無法提供更穩定的資金池與分擔機制，創作者便只能以個人槓桿換取開機機會；一旦票房或回款不如預期，利息便像滾雪球般擴大。

《九龍城寨之圍城》裡的「龍捲風」選擇留在城寨，守着一套即將消失的秩序。古天樂的處境有某種象徵性：他選擇留在面臨轉型的城市與工業體系中，一邊努力維持電影工業規模，一邊不得不面對複雜商業賽局帶來的反噬。留低，並不浪漫；它意味着要同時處理創作、就業、資金與聲譽的多重壓力。

因此，與其把事件簡化為「明星欠債」，不如視為香港電影治理的一面鏡。行業需要更清晰的融資披露、更專業的風險管理、更多元的資金來源，以及讓行業組織與商業實體之間的權責邊界更可辨。個人可以憑信念撐住一時，但工業轉型不能只靠一個「龍捲風」。古天樂的債務陰影，照出的是香港電影如何從人情槓桿走向制度支撐的必答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