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川普（Donald Trump）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始終是全球戰略辯論中最尖銳的爭議焦點。貶斥者指其魯莽、短視、破壞戰後秩序；辯護者則視其為戳破虛偽共識的現實主義者。喬治城大學國際事務教授查爾斯·庫普昌（Charles Kupchan）於2026年10月19日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發表的〈更好的「美國優先」〉一文，提供了一個遠比二元對立更精確的診斷框架：川普對美國戰略需要徹底改革的直覺大體正確，但其政策執行卻系統性地偏離了自身設定的目標。換言之，川普外交的悲劇不在於方向全錯，而在於方向與手段之間的巨大斷裂。庫普昌的分析顯示，若將川普外交簡單地劃分為「對」與「錯」，將遺漏最關鍵的一課：一個正確的戰略直覺，若缺乏稱職的執行能力，其破壞力可能更甚於錯誤的直覺本身。
做對的部分：正確診斷了舊秩序的病理
庫普昌指出，川普最根本的正確之處，在於他準確捕捉到了國際體系與美國國內輿論正在發生的結構性位移。權力正從西方向東方、從北方向南方轉移，美國主導的單極時刻早已終結；與此同時，美國中產階級的經濟不安全感與對海外過度擴張的厭倦，已經侵蝕了支撐自由國際主義的兩黨共識。在這一意義上，「美國優先」並非憑空出現的異端，而是全球混亂與公眾反對建制派的症狀，而非其原因。庫普昌認為，川普正確地認識到，在一個權力日益分散的世界中，華盛頓需要減少而非增加海外承諾，並將資源重新聚焦於國內社會契約的修復。
在具體政策層面，川普對北約（NATO）盟國國防支出的施壓，儘管手法粗暴，卻產生了實質效果。2025年6月北約海牙峰會上，成員國一致同意在2035年前將年度國防開支提高至國內生產毛額（GDP）的5%；北約2026年3月發布的年度報告顯示，2025年美國以外的北約成員國防務支出同比激增20%，總額達到5740億美元。庫普昌雖未將此列為川普的「正確」之舉，但從客觀結果觀之，歐洲盟友確實在壓力下加速了負擔分擔，這與川普對「搭便車」現象的批評方向一致。
此外，川普在第二任期初期對武力使用的節制，也顯示出某種戰略理性。2025年6月針對伊朗核設施的單夜空襲，以及2026年1月抓捕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Nicolás Maduro）的快速行動，均實現了有限目標而未陷入長期佔領。庫普昌的分析隱含地承認，這類低成本、高精度的武力運用，符合「美國優先」減少糾葛的內在邏輯，也回應了選民對「不再發動戰爭」的期待。
做錯的部分：執行偏離目標的系統性失能
然而，庫普昌對川普政策的批判同樣尖銳。他明確指出，川普「發動了新的戰爭，卻基本上未能結束舊的戰爭，而他的關稅政策推高了通膨，卻幾乎沒有起到振興製造業的作用」。這一句話精準概括了川普外交在執行層面的核心失敗：手段與目的之間出现了方向性的倒置。
關稅政策是最典型的例證。川普以「對等關稅」為名，自2025年4月起對全球加徵關稅，聲稱將重振美國製造業並削減貿易逆差。然而，美國官方統計顯示，自對等關稅宣布以來，製造業崗位已連續8個月減少，該行業累計流失崗位超過20萬個。關稅收入雖然在2025財年達到1950億美元，遠高於上一財年的770億美元，但年度預算赤字僅從1.82兆美元微降至1.78兆美元，並未帶來川普承諾的財政改善。更關鍵的是，耶魯大學預算實驗室的估計顯示，若關稅維持在最高法院裁決前的水平，消費者物價每年將額外上漲1%，經濟成長率將下降0.25個百分點。庫普昌的判斷因此獲得數據支撐：關稅確實推高了通膨，卻未能實現其宣稱的產業目標。
在聯盟管理上，川普的破壞性遠超過其建設性。他疏遠盟友的方式不僅體現在言辭層面，更落實在政策行動中：對歐盟輸美產品加徵關稅、公開覬覦丹麥自治領地格陵蘭、指責北約在美國對伊朗作戰期間「作壁上觀」、宣布從德國撤出數千名美軍。庫普昌警告，這種做法正在將北約從一個建立在共同價值觀基礎上的軍事同盟，轉變為受純粹交易邏輯驅動的組織，其長期韌性將被嚴重侵蝕。當盟友關係被簡化為「保護費」與「軍購訂單」的加總，美國在危機時刻所能動員的實質合作意願，必然隨之下降。
軍事冒險的失控則是另一個致命傷。庫普昌指出，川普在2026年2月對伊朗發動全面戰爭，原本預計的速戰速決並未實現，戰爭目標從「摧毀核計劃」擴大到「政權更迭」，卻無一達成。這一行動不僅背離了川普自己「不再發動戰爭」的承諾，更消耗了本應保留給大國競爭的戰略資源。庫普昌對川普執行風格的描述極為嚴厲：憑一時衝動制定政策、削弱外交官隊伍、依賴缺乏經驗的核心圈子、將忠誠置於事實之上。這種執行模式使得即便是正確的戰略直覺，也難以轉化為可持續的政策成果。
在對中政策與對烏克蘭政策上，同樣可見類似的矛盾。川普政府一方面升級對大陸的技術管制與關稅，另一方面又因談判需要而擱置或放寬部分關鍵科技安全措施，政策信號反覆不定。對烏克蘭的援助則從拜登時期的持續軍援轉向「談判優先、附帶條件的支持」，財政與軍事援助大幅削減，但並未換來預期中的停火突破。庫普昌的整體診斷因此是：川普正確地識別了舊共識的破產，卻以一種加劇而非緩解內外危機的方式來回應它。
結語
庫普昌的結論並非呼籲回歸川普之前的自由國際主義，而是提出一種綜合戰略：將「美國優先」中的現實主義衝動，與美國歷史經驗核心的自由主義事業結合起來，以更稱職的方式加以實施。這意味著減少海外承諾，但以修復聯盟而非摧毀聯盟的方式進行；與大國競爭對手合作，但以強化國內社會契約為前提；在必要時使用武力，但以明確、有限且可持續的目標為界。川普外交的教訓因此不在於「美國優先」本身是錯的，而在於一個正確的直覺若被無能、衝動與忠誠凌駕事實的決策風格所綁架，其結果可能比維持一個已經過時的舊路線更為危險。對川普的繼任者而言，真正的挑戰不是埋葬「美國優先」，而是證明自己有能力比川普更好地執行它所指向的戰略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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