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海外醫療天價帳單，看臺灣健保改革與全球健康產業的新機會：讓健保保費從疾病風險分攤，走向全民健康投資；讓臺灣醫療從成本中心，走向國際健康服務與普惠金融的創新平台
圖文：蔡篤堅 健康亞洲董事長
一、在美國一場重病可能花費千萬元，臺灣人更應珍惜自己的健保
近日，一則臺灣民眾赴日本旅遊，因急重症住院十天，醫療費用高達新臺幣八百萬元的新聞，再度提醒我們：在國外生病，最大的風險不只是疾病本身，而是疾病所帶來的醫療、財務與家庭危機。尤其在美國，一旦發生重大外傷、急性心肌梗塞、腦中風，或需要加護病房、重大手術與長時間住院，醫療費用可能達到數十萬美元，折合新臺幣數百萬元，極端情況甚至突破千萬元。
當然，不是所有美國急重症住院都會花費千萬元，實際金額取決於病情、醫院收費、保險給付、住院天數與治療方式。然而，對缺乏適當保險保障的海外旅客而言，一次意外就可能造成難以承受的財務負擔。因此，海外旅遊醫療保險絕對不能少，尤其必須留意海外突發疾病、急診、住院、加護病房、緊急醫療轉送，以及醫療專機遣返等保障。更重要的是確認保險給付上限、除外責任及是否提供海外醫療協助與直接付款服務。但這則新聞真正值得臺灣社會深入思考的，不只是出國應該購買多少保險，而是另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為什麼我們在臺灣享有相對便利、費用可負擔的醫療保障，卻沒有進一步把這項珍貴的制度優勢，轉化為全民健康、醫療專業發展與國際競爭力？
臺灣的全民健康保險，是過去數十年人民、醫療專業人員、政府與社會共同建立的重要制度資產。我們應該支持全民健保，也應該依制度公平繳納保費，維護全民風險分攤的基礎。然而，支持健保，不代表不能批判現有制度。相反地，正因為珍惜健保，我們更應該推動改革。健保的下一個階段，不應只是控制醫療費用，而是恢復專業自主、引入合理市場機制、賦能人民，並讓臺灣醫療走向世界。
根據《聯合報》2026年10月19日報導，這名赴日旅客因腦動脈瘤破裂接受緊急導管栓塞，住院醫療費累計超過六百萬元，加上醫療專機返臺，總支出超過八百萬元。這並不是一般住院的典型費用，而是重大急症與跨國醫療後送疊加的結果。 健保署公布的2026年7至9月海外自墊醫療費用核退上限，住院每日為新臺幣7,239元，遠不足以因應這類重大支出。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也指出，跨國醫療後送依地點及病情不同，可能耗費2.5萬至25萬美元以上。
二、健保最大的危機，不只是財務，而是醫療專業與制度創造力的流失
過去三十多年，臺灣健保最重要的成就，是透過全民參與，建立相對普及的醫療保障，讓人民不必因一般疾病而輕易陷入財務困境。然而，當醫療支付制度長期以總額預算、點值及行政管制為主要調節工具，卻未充分回應專業勞動、醫療品質與創新成本時，也可能產生另一種制度風險。醫師、護理師與其他醫事人員投入大量時間處理病人，卻未必能取得足夠資源，進行疾病預防、健康教育、臨床研究、跨專業整合與長期健康管理。醫院忙於維持營運，基層醫療忙於應付服務量，民眾則習慣生病後才找醫師。如此一來，健保容易被理解成一套醫療費用支付制度，而非真正促進全民健康的社會制度。
這正是我長期主張必須重新回答的兩個問題：第一，全民健保究竟是保險制度，還是社會福利制度？第二，我們追求的是醫療保險，還是真正的健康保險？我的主張不是否定全民風險分攤，也不是把所有醫療交給市場決定，而是建立更合理的四項原則：尊重市場機制、恢復專業自主、落實人民賦能、強化國家監理。政府應負責確保基本健康權、公共衛生、財務公平與醫療品質；醫療專業則應有充分自主權，依循科學證據、臨床倫理及患者需要，發展多元服務。市場競爭應該用來鼓勵創新、提升品質與效率，而不是讓醫療變成誰有錢、誰就能獲得比較好的基本照護。我們需要的是有公共責任的市場，而不是沒有監理的商品化醫療。
三、從治療疾病走向日常生活：讓醫界成為全民風險管理的支持者
未來醫療最重要的發展方向，不是讓每個人接受更多檢查、服用更多藥物，或依賴更多昂貴儀器。而是讓醫療專業有能力走出醫院，進入家庭、社區、學校、職場與日常生活。透過臨床醫學、健康數據、人工智慧、個人生命史與生活環境的整合，協助每個人建立自己的健康風險管理能力。
例如，一位六十五歲的長者，醫師不應只在血糖升高時調整藥物，而應有時間理解他的飲食、運動、睡眠、家庭支持、財務安排及生活目標。一位四十五歲的上班族，也不應等到發生心肌梗塞，才開始理解工作壓力、睡眠不足、代謝異常與心血管風險之間的關係。這就是我所強調的：「人最重要的大醫是自己。」
醫療專業不是取代人民的自主能力，而是協助每個人結合自身感知、生命經驗與科學數據，及早辨識風險，做出適合自己的生活決策。未來可以從五個方向發展：
如此，醫療不再只是疾病發生後的支出，而是協助人民維持生活品質、延長健康餘命與提升社會生產力的重要基礎。
四、讓臺灣醫界走向世界：從兩千多萬人的健保市場，邁向數億人口的健康合作網絡
臺灣醫療真正值得期待的未來，不應侷限於本地健保支付市場。我們已經累積相當可觀的臨床服務能力、醫療資訊經驗、醫院管理人才與公共衛生基礎。如果能恢復醫療專業的創新空間，建立合理的國際經營制度，並結合金融、科技、教育及社區服務，臺灣完全有機會從醫療服務提供者，轉型為國際健康系統的共同建構者。我的構想是：以臺灣為核心，優先尋求三至五個人口超過六千萬、具有合作意願且制度條件適合的國家，建立長期健康服務夥伴關係。例如，印尼、越南、菲律賓、泰國與日本，都具備相當的人口規模，也分別面臨高齡化、慢性疾病、城鄉醫療差距或醫療體系轉型的需求。這些國家的市場條件與法規不同，不可能套用同一模式，但可以發展互補合作，包括以下範疇：
更重要的是，這種國際化不能只是臺灣醫師到海外看診，或臺灣醫院到海外設立分院。真正的目標，是協助合作國家建立自己的醫療人才、社區健康體系、醫療資訊治理、健康金融及公共衛生能力。當合作夥伴逐漸具有自主能力，臺灣也將因此形成更穩定、更值得信任的國際合作網絡。這種互利模式，遠比單純輸出醫療設備或高價醫療服務，更具有長期價值。
五、結合金融力量：從健康保險走向普惠金融、康養信託與跨國基礎建設
我認為，臺灣健保改革最值得突破的地方，是讓醫療與金融不再各自為政。傳統醫療保險主要處理疾病發生後的財務風險；傳統金融則主要處理儲蓄、投資、融資與財富管理。然而，人民真正面對的風險往往彼此交織。疾病可能造成失業，失業可能造成家庭財務危機，財務危機又可能影響健康與照護品質。因此，未來應建立結合醫療、健康維護、長期照顧、資產管理與社區支持的完整制度。
這可以從三個層次逐步推進。
第一層：保障全民健康的基本制度：維持全民健保的公共性、強制納保及風險分攤功能，確保任何人不因收入、年齡或健康狀態而失去必要醫療保障。健保保費應依法律及公平負擔原則繳納，不能因追求市場化而破壞制度的團結基礎。
第二層：發展多元健康服務與投資市場：在基本健保之外，透過合法且透明的商業合作機制，發展健康管理、預防醫學、居家照護、復健、智慧康養、國際醫療及健康科技服務。讓醫院、診所、醫事人員、科技公司、社區組織與金融機構，共同創造新的服務價值。
第三層：建立跨國健康金融與基礎建設合作：由臺灣金融機構與國際合作夥伴，透過專案融資、股權投資、信託、社會影響力投資及績效導向契約，支持友善合作國家的基層醫療、照護設施、健康資訊系統及社區健康網絡。尤其可以推動全齡金融、康養信託及普惠金融，讓人民在年輕時累積健康與財務能力，在年老或失能時仍能維持自主生活。這不只是金融創新，也是社會制度創新。但必須特別釐清：全民健保的法定保費是用於醫療保障的公共財源，不能直接被視為可供高風險投資或分配獲利的私人資金。
我們真正可以創新的，是以健保所累積的健康保障、制度信任與專業能力為基礎，在適當法規、獨立資金及風險隔離機制下，創造新的健康產業投資機會。如此既不犧牲全民健保的公共責任，也能讓醫療專業與金融產業共同開拓國際市場。
六、健康投資的社會價值，可能比半導體更加深遠
有人可能會問：臺灣已經擁有台積電這樣的世界級企業，為什麼還要投入如此龐大的資源，發展國際健康產業？我的回答是：因為兩者創造的價值不同，而且可以相互支持。台積電代表臺灣在全球半導體產業的技術競爭力，而健康產業則可能成為臺灣結合醫療、科技、金融、人文與社會治理的下一個國際競爭優勢。半導體產業提供算力，醫療健康產業則可以進一步運用算力，提升人類的健康、生活品質與自主能力。
更重要的是，健康投資具有跨世代、跨產業與跨國界的外部效益。當一個社區的長者能延緩失能，家庭照護負擔可能降低；當一個國家的青壯年人口能減少可預防疾病，勞動參與與生產力便有改善的機會；當醫療與金融共同協助人民管理健康風險，社會也可能減少因疾病而陷入貧困的家庭。這些效益不一定全部反映在企業營收或股票市值，卻可能構成更深遠的社會經濟價值。
七、從全球健康合作，促進新中產階級的再生
當前世界面臨的不只是地緣政治衝突，還包括高齡化、所得分配不均、青年就業困難、人工智慧改變生產模式，以及各國公共財政的沉重壓力。如果健康服務只能由少數大型醫療機構與跨國企業提供，未來可能進一步加劇資源集中。相反地，若能建立由醫院、診所、社區、學校、金融機構及在地企業共同參與的健康服務網絡，就可能創造大量分散於各地的專業工作與服務機會。從家庭醫師、護理師、藥師、復健師、營養師，到健康管理師、照護工作者、社區規劃者、健康科技開發者與金融服務人員，都能成為新健康經濟的重要參與者。
這不只是擴大就業，而是讓專業知識、健康服務與資本形成長期互利關係。尤其在東南亞與全球華人社區，如果臺灣能協助當地建立自主的健康服務體系，並讓當地專業人才與社區企業分享成長成果，就可能為新中產階級創造更多發展機會。中產階級的穩定，不能只依賴房地產上漲、金融資產增值或少數高科技企業的獲利。更應建立在健康、教育、專業能力、社區信任與長期可持續的工作機會之上。
這也是我主張的「網絡臺灣」（Networked Taiwan）可以走向「網絡世界」（Networked World）的重要方向。臺灣不必只依賴自身有限的人口與市場規模，而可以透過互利合作，與不同國家的專業人才、社區組織及企業，共同建立跨國健康生活支持網絡。當各國人民都能從合作中獲益，健康便可能成為超越政治分歧、促進社會信任與國際和平的共同語言。
因此，我期待的不是讓健保成為另一家台積電，而是讓臺灣建立一個能持續創造健康價值、產業收入、專業就業與國際合作機會的生態系統。未來應以健康餘命、可避免住院率、家庭自付醫療負擔、醫療專業收入、跨國服務出口及社會投資報酬等指標，衡量這套制度是否真正成功。若能證明健康改善與財務永續相互促進，臺灣就有機會發展出不同於傳統製造業的國際競爭模式。
八、從理念走向行動：臺灣應該啟動的五年健康產業改革
這項願景不能只停留在理念，更需要務實的制度改革與可驗證的示範計畫。我建議以2027年至2031年為第一階段，建立五年推動架構。以下為2027–2031 五年推動構想：
2027年 健保與醫療專業改革：檢討支付制度、合理給付、專業自主與基層醫療，建立健康成果導向的試辦制度，並確保醫療可近性與公平性。
2028年 社區健康生活示範：以社區健康站、家庭醫師、口述歷史及AI輔助健康管理為基礎，建立可評估的全齡健康支持模式。
2029年 金融與康養信託整合：邀集銀行、保險、信託及醫療機構，設計合規的健康金融服務與跨世代照護資產安排。
2030年跨國合作基地：選擇具有政策支持與法規可行性的合作國家，發展基層醫療、照護科技、人才培育與健康基礎建設。
2031年評估與擴大國際市場：依據健康成效、專業收益、財務永續及當地社會效益，決定是否擴大至三至五個國家及全球華人社區。
ˋ 在這個過程中，健康亞洲可以扮演支持性平台與跨域整合者的角色，協助醫院、診所、社區、科技企業、金融機構與海外合作夥伴共同發展，而不是由單一機構壟斷所有服務。更應善用臺灣在亞洲生命倫理、醫療人文及AI倫理治理方面的既有合作基礎，將「臺北人工智慧倫理宣言」的共生、慈悲、多元、鑑史、問責、普惠、共情與永續八項原則，落實於醫療、金融及跨國合作的制度設計。如此才能確保健康產業國際化不是單純追求獲利，而是真正以人為本、尊重文化差異、維護專業自主，並讓各國人民分享成果。
九、結語：我們繳納的健保費，應該成為下一個世代最值得珍惜的公共投資
從日本十天住院與醫療後送花費八百萬元的案例，我們應該得到三個啟示。第一，出國旅遊務必做好醫療風險管理，購買足額且涵蓋緊急醫療後送的保險，不能誤以為臺灣健保可以負擔所有海外醫療費用。第二，臺灣人民應珍惜全民健保，公平繳納保費，同時要求政府進行制度改革，讓醫療專業人員擁有更合理的工作條件、更充分的自主能力，以及更大的創新空間。第三，我們應把健保改革放在國家長期發展的高度，結合醫療、科技、金融、教育、社區及國際合作，創造全民共享的健康經濟。
我期待有一天，臺灣人民繳納健保費時，想到的不只是生病可以少花多少錢，而是知道自己正在支持一個能夠維護健康、促進專業發展、改善家庭生活，甚至協助世界其他人民的制度。健保本身不必以營利為目的，但它所培養的醫療能力、社會信任與健康創新，可以成為極其珍貴的國家資產，帶動新的產業與金融價值。我們要讓人民因健康而更有能力，讓醫界因專業自主而更有創造力，讓金融因服務生命而更值得信任，讓臺灣因協助世界而更有國際競爭力。如果能做到這一點，健保保費便不再只是人民必須負擔的支出，而是支撐全民健康、世代共榮與國際和平的重要公共投資。這才是我所期待的臺灣醫療改革，也是值得我們共同努力的下一個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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