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事」：一句話背後，韓國消防員被隱藏的真實人生

「我沒事。」三個字，簡短、乾脆，幾乎是每一位韓國消防員面對心理評估時的制式答案。不過就在這句話的背後，藏著的可能是夜裡反覆出現的噩夢、無法平息的焦慮，以及長年累積卻從未被認真對待過的創傷。

消防員在高風險的工作環境中反覆暴露於職業創傷，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已成為不可忽視的職業健康與公共衛生問題。但韓國的消防文化中，「堅強」是默認的職業守則，說出「我不行了」幾乎等同於自我否定。

根據首爾研究院針對全國6萬名國家直屬消防公務員所進行的問卷調查，受訪者中有高達72.4%的人表示，在災難應對業務中所面臨最主要的危險，是「精神壓力與疲勞」，在所有危險類型中比例最高。火，他們不怕；但自己心裡燒起來的那把火，很多人選擇默默扛著。

在韓國，消防員PTSD的盛行率很可能因為污名化與防衛性態度而遭到嚴重低估。依法規定，韓國消防公務員每年必須參加心理健康篩查（依《消防公務員特殊健康檢查》第16條）。不過法規的存在，並不意味著實際執行有效。

研究人員指出，反覆接受PTSD篩查問卷，可能讓消防員對診斷標準過於熟悉，進而產生防衛性作答，降低自我回報的可靠性。換句話說，越懂得如何「通過」心理測驗，越難被真正發現問題。

一項針對首爾1，057名消防員的需求分析研究顯示，高達96.31%的受訪者認為自己的工作具有罹患PTSD的高度風險，45.13%表示曾在執行消防職務中遭受創傷，不過實際接受過專業治療的人，僅有25.79%。

數字的落差令人不安。在確認有PTSD症狀的消防員當中，上個月曾接受心理健康治療的比例僅有9.7%；未接受治療者中，有29.3%表示是因為就醫不便，另有33.8%則是擔心污名化的眼光。

這種現象可能與亞洲文化中普遍存在的高度污名化有關。許多亞洲人將精神疾病視為軟弱的表現，而非需要專業治療的生理疾病。在消防署這樣強調男子氣概與犧牲奉獻的職場環境中，開口求助的代價更加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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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廣州市議員李明魯在市議會發言中揭露，在某起重大災難現場投入的全南消防本部1，002名消防公務員中，有243人出現精神痛苦症狀。這些消防員在事故後持續飽受惡夢與創傷折磨，但制度性的支援卻遠遠不夠。

議員同時指出，精神疾病在社會上仍被視為個人問題，加上公務上災害認定程序繁瑣，成為消防員獲得支援的主要障礙。

PTSD與憂鬱症等精神疾病，不像身體外傷那樣能清楚判斷康復時點，且治療往往需要長期持續進行。尤其是精神疾病，有時在事故發生後立即顯現，也可能在復職後症狀再度惡化。對於已精疲力竭的消防員來說，光是應付回診、申請延長療養期的行政程序，就是另一場消耗戰。

更令人憂心的是，這些壓力並未伴隨制度改善而消退。世界日報的獨家調查指出，即使政府對消防員的精神健康支援已逐步增加，每年仍有兩位數的消防員以自殺結束生命，現行精神健康支援體系的實效性受到嚴重質疑。

根據消防廳提交給國會的資料，從2015年至今年9月底為止，因自殺身亡的消防公務員累計達154名。每一個數字背後，都是一句沒被聽見的「我沒事」。

學術研究端也正在尋找突破口。由Jung Jea-Yong等學者於今年發表、針對韓國慶尚北道314名消防員進行的研究顯示，職場心理安全感與PTSD症狀呈現負相關，且職業認同感與同僚支持對這層關聯具有顯著的調節效果。

另一項研究則致力於開發首個專為韓國消防員量身打造的醫院創傷治療方案，整合正念教育、情緒穩定療法與認知處理治療，以系統性方式介入這一被忽視的高風險職業族群。

政府層面的行動也終於有了新進展。韓國人事혁新處在今年9月8日的國務會議上，首度提出針對警察、消防員、民願公務員、情緒勞動者與災難被害者等心理高風險職群的跨部會「特殊職群‧集體自殺預防對策」。

根據該對策，人事혁新處將制定「（暫稱）公務員災害預防規定」，並將「公務員心理健康中心」從11個逐步擴充至16個；一旦出現自殺等重大災害的急迫徵兆，可立即停止職務執行並給予休假，即「緊急職務休止」制度。

消防廳方面則計畫推動在職中的心理檢查，並確保各署別的諮商中心配置，同時提供PTSD治療支援。此外，執政黨代表也公開表態，將針對消防公務員的安全裝備改善以及壓力與創傷等精神健康支援進行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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