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少澤
10月20日，國安會副秘書長林飛帆赴國防大學（見圖），以「全社會防衛韌性」為題進行專題演講。消息曝光後，外界將焦點放在他的替代役經歷，質疑是否適合向職業軍官談論國防。國防部長顧立雄則表示，林飛帆長期參與相關政策工作，受邀交流相當適切。
林飛帆服過替代役，就不能到國防大學談國防？當然不是。國家安全從來不是軍人的專利，文職官員分享政策規劃，既有必要，也有其制度意義。
但問題來了。
國防大學培養的是未來的指揮參謀與戰略人才，不是一般全民國防教育的入門學員。若專題講座只是換個場地，重述人人都聽過的政策概念，究竟是在啟發戰略思考，還是在完成宣導任務？
《軍事教育條例》第7條將深造教育定位於指揮參謀、戰術與戰略研究，以及國防管理等人才的培育。這不是要求每位外部講者都得具備軍旅資歷，而是要求課程內容符合學員的專業程度：除了說明政策「做什麼」，更應分析「為什麼這樣做」、「可能在哪裡失效」。
以俄烏戰爭為例，無人機、認知作戰、關鍵基礎設施與民間支援，早已是軍事研究的重要題材。當然可以再談，但若只告訴學員戰爭沒有前後方、全民必須參與防衛，能增加多少新知？更有價值的是比較不同階段的軍民整合成效、後勤與能源的脆弱環節，以及哪些烏克蘭經驗不適合直接套用臺灣。
全社會防衛韌性尤其不能停在口號。
當軍事補給與民生配送爭用運輸資源，誰決定優先順序？地方政府通訊失靈，如何維持軍民協調？醫療、能源與金融備援可以支撐多久？相關演習發現的缺失，是否有明確的修正時程與驗證標準？
尤其對具有部隊歷練的軍官而言，知道政策存在只是起點；能否辨識制度斷點、提出替代方案，才是深造教育應有的功課。
這些才是深造教育值得研討的問題。總統府今年6月已針對高強度海上脅迫情境下的補給作業進行桌上推演，顯示政策討論已有條件從理念走向執行。既然如此，高階文官與軍官相聚一堂，更不該只停在成果介紹，而應把困難與限制攤開來談。
當然，外界未必掌握完整演講內容，不能據此斷定現場缺乏深入交流。但正因如此，主辦單位更應建立可檢驗的教育成效標準：講座是否符合受眾需求？是否有案例分析與專業問答？學員能否提出不同判斷？交流後是否形成可追蹤的研究或改進議題？
說來諷刺，官員到場、長官主持、學員出席，最容易留下的是活動照片與辦理紀錄；最難回答的，卻是學員究竟帶走了什麼。若把「辦過一場」當成「完成教育」，再體面的專題講座，也可能只是行政績效的一格勾選。
國防大學不缺會聽政策的軍官，需要的是能讓軍官檢驗政策、反思制度的專業對話。
講者的官銜再高，也不能代替內容的深度；國防大學的講台，不該只是讓官員把話說完的地方。（照片翻攝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