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明治維新是專制傳統的重構

陳竹奇（作家，日本筑波大學人文社會學科國際日本研究專攻外國研究員）

明治政府在1877年（明治十年）左右，面臨內外兩股思潮的夾擊，一方面是自由民權運動與農民暴動，企圖以原子化的「個人主義」來建立以人民為主體的政治體系；另一方面則是侍補集團元田永孚等從儒家立場主張天皇親政，以確立儒教化的國家及政治體系。自由民權運動後來遭遇挫敗有主要幾點原因（李永熾，1992： p.122），一、士族意識過於濃厚，無法與一般民眾建立一體感。二、運動方向僅止於地方豪強，未深入民間。三、不能充分克服忠孝等傳統階級的倫理思想，以致于道德的內在化無法達成。四、思想與行為不一致，中江兆民與北村透穀等人都指出民權志士在外高談民權，在家則是一家之暴君。伊藤博文也曾諷刺主張自由民權人士心醉于孟德斯鳩、盧梭等學說與言論，學生競相誦讀，但回家後卻沒有勇氣在守舊的父兄面前談論。（伊藤博文，1907：p.135）民權論者後來紛紛轉向國權論者，其激發的愛國思潮便與儒教主義所強調的忠君思想相混淆甚而結合。

1877 年（明治十年），侍補集團一方面主張天皇親政，一方面企圖以儒教為基礎來進行國民教化。1879 年（明治十二年），侍補集團在「教學大旨草案」中指出，「明仁義忠孝，尚誠實品性。道德之學以孔子為主，百科之學扶翼之。」1880 年的「國憲大綱」更進一步指出：「國教以仁義禮讓忠孝正直為主義，君臣上下，政憲法律不得離此主義；天皇統全國治教之權。」儒教主義者此種企圖結合儒教德治思想與天皇專制統治的「政教合一」的論述，其實與維新之士如伊藤博文等企圖建立現代國家與官僚體系的構想並不相符，伊藤博文雖然不贊成採取英國的君主立憲政體及議會內閣制，但其傾心要建立的普魯士君主立憲政體，是以獨立運作的官僚體系為核心，而不是政教合一的專制君主，伊藤博文、森有禮等因此與主張儒教主義者的侍補集團展開論戰，伊藤等主張政教應該分離。並指出「依其憲法觀之，帝王亦如機器之一部分，並憑此機器之運轉，以保國民之安寧利益。」伊藤本來企圖建立的是以國民為基礎的現代國家，他在明治初年指出：「國家富強之途，第一是國民各自啟蒙智德良能，進于文明開化之域；第二、人民各自破除舊時陋習，不甘於被動地位，進而為達國家共同目的，協心戮力組織堅實之國家。」（大隈重信，1907：p.121）

不過，伊藤博文等逐漸向儒教主義妥協，1877年（明治十年）之後，伊藤博文只堅持國家機構的理性化，而對於深受儒教思想影響的鄉黨社會，則不得不承認其存在，因此承認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差異性，此「重情義的鄉黨社會」並非西方近代理性化的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而是日本傳統的共同體型態，伊藤認為鄉黨社會中「道德與俠義的元素」在恐慌時可喚起「相憐相救」之情，「做為社會上各種機關的緩和劑，調節其衝突與轢，實際推行同胞互助的德義。」（大隈重信，1907：p.132-134）關於儒家思想、士族與俠義的關係，大陸學者易中天有極為精闢的見解，請參見易中天「帝國的惆悵」一書，自春秋時代行封建起，士即位于貴族中之最底層，雖有機會學習知識及武藝，但也容易淪為平民，因此，如同日本的武士一樣，具有武藝的士在中國則淪為俠，俠者所行為義，儒家思想及士族出身與俠義是密不可分的。（易中天，2005：p.247-269）

至此，伊藤關於國家與社會二元性的觀念確立，國家機構的理性化與社會組織的傳統化並行。（李永熾，1992：p.125-126）建立韋伯式理性化的官僚體系是伊藤為建立日本現代國家的首要目標，伊藤的state building因此是以理性化的官僚體系為基礎，但他不得不承認nation building存在極大困難，因而無法在同時進行現代化的nation building，只好維持現代官僚體系與傳統社會倫理的二元性。

1887年（明治二十年），一度沉寂的民權運動再度興起，並大肆批評政府，明治政府為了箝制民權運動，一方面地方官為了統治的需求，紛紛要求實施儒教以收攏人心，剛好符合儒教主義者的要求，因此明治政府中如伊藤博文等國家主義者遂與儒教主義者元田永孚妥協，並於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頒佈「教育敕語」（信夫清三郎，1990b：p.88-108），此敕語由代表伊藤博文派的法制局長井上毅起草，經「儒教主義」者侍講元田永孚修正，再採納內閣閣員意見後，由天皇同意發佈。就儒學而言，井上毅與元田永孚同樣師侍橫井小楠，但井上毅受到伊藤博文影響，更重視與普魯士國家學的結合，而伊藤博文信奉的德國講壇社會主義則是企圖透過立憲君主專制來防止階級衝突並發展資本主義。（信夫清三郎，1990b： p.194-208）元田永孚認為此舉象徵國家是倫理的共同體，企圖以道德國家的形式與外貌來建立君主專制統治。而伊藤博文派則仍主張政治優先于倫理道德，雖然同意「習慣、文學與歷史是組織國體的元素」，但仍試圖堅持官僚體系的自主性，認為政治官僚有施行教化之責。此敕語由於井上毅的堅持，文字相當精簡，且井上毅堅持由天皇以演說方式頒佈，不由文部省大臣以行政命令發佈，避免在國民教育中因為「儒教主義」獨霸，形成道德的教條化，但此一傾向因為天皇在道德上的神聖性以及鄉黨社會的存續，似乎已難以完全避免（李永熾，1992：p.127-129；副田義也，1997，p.22-28）。

敕語內容：「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世世濟其厥美者，此實乃我國體之精華，教育淵源之所在。」首先表明以儒教主義的忠孝觀念做為國體之精華，也在政治倫理與社會倫理上分別以忠孝做為建構、鞏固「家長制」的核心價值。「常重國憲遵國法，一旦緩急之時，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則又企圖結合立憲政體之精神，此敕語可說是「儒教主義」及君主立憲的「專制政體」之綜合體。（李永熾，1992：p.130）此種「家長制」意識型態在明治精神結構的國家主義底蘊之下，展現的是由士族演變而來的政治菁英由上而下的政治控制以及社會控制，以建構後進發展型的近代絕對主義民族國家。

參考書目
伊藤博文，（1907），《憲法制定の由來》，大隈重信撰「開國五十年史」，東京：五十年史發行所。
大隈重信，（1907），《開國五十年史》，東京：五十年史發行所。
李永熾，（1992），《日本近代史研究》，台北：稻禾出版社。
易中天，（2005），《帝國的惆悵－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與人性》，上海：文匯出版社。
信夫清三郎，（1990b），《日本近代政治史：第二卷明治維新》，周啓乾、呂萬和譯，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副田義也，（1997），《教育敕語の近代日本政治史－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創出と挫折》，東京：有信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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