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國337調查看臺灣的產業自主與兩岸合作：在國際法治、專業自主與文明對話之間，尋找臺灣與中國大陸共同面向未來的可能

從美國337調查看臺灣的產業自主與兩岸合作：在國際法治、專業自主與文明對話之間，尋找臺灣與中國大陸共同面向未來的可能

圖文 蔡篤堅  健康亞洲董事長

本文立論核心，是將慣常對國際政治動機的推測，轉化為可以檢驗的法律事實、產業風險與政策分析。同時，對臺灣社會的民主韌性與創新能力有信心，也對中國領導人以和平、理性與長遠眼光處理兩岸關係抱持期待。更重要的是，不將美國的正常專利救濟程序直接等同於科技霸權，也不將臺灣行政體系的治理問題簡化為生死存亡的政治指控，而是從全球產業分工、制度競爭與人民福祉，提出具體的改革方向。

一、從一項專利調查，看見全球科技產業競爭的新局面

      2026年10月9日，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ITC）宣布，依據《1930年關稅法》第337條，啟動編號337-TA-1526的調查，涉及垂直供電系統（Vertical Power Delivery Systems）、相關零組件及使用這些技術的運算系統。這項調查源自美國Vicor公司提出的專利侵權申訴，涉及20家位於臺灣、中國大陸、美國、德國及加拿大的企業與關係公司，包括台達電、鴻海、廣達、立訊精密、英飛凌及其他重要科技企業。這些企業在全球人工智慧伺服器、資料中心與高效能運算供應鏈中扮演重要角色。依據USITC公告，本案涉及美國專利第10,903,734號。申訴方要求有限排除令及停止銷售命令；但截至目前，調查機關尚未認定相關企業構成侵權。

      這是一個值得關注、卻不應過度政治化的事件。首先，智慧財產權是現代市場經濟的重要制度基礎。專利權人依法尋求救濟，本來就是法治社會的一部分。其次，專利權的有效性、權利範圍、是否侵權，以及可能造成的產業影響，都必須經過專業的法律與技術審查，不能因企業的國籍或政治背景而預先判定。第三，這項調查同時涉及不同國家的企業，反映全球科技供應鏈高度整合的現實，並不足以單憑企業名單就推論存在針對兩岸產業的政治行動。然而，這起事件仍具有重要的戰略啟示：當全球產業競爭從製造能力延伸到核心專利、技術標準、法律制度與市場准入時，臺灣必須重新思考，如何在國際分工中建立更完整的自主能力，這才是我們真正應該關心的問題。

二、科技競爭的核心，正在從製造優勢轉向制度與知識優勢

      臺灣過去數十年的經濟成就，建立在優秀的工程人才、完整的產業聚落、國際市場合作及高度有效率的製造能力之上。從電子零組件、半導體到人工智慧伺服器，臺灣已經成為全球科技產業不可或缺的重要夥伴。但是，隨著人工智慧進入大規模應用階段，產業競爭的重點也在改變。過去，企業可能主要比較製造成本、品質、交貨速度及生產效率；現在，還必須考慮專利布局、技術標準、能源效率、資料治理、資訊安全與國際法律風險。

      此次涉及的垂直供電技術，就是很好的例子。當人工智慧晶片的運算能力快速提高，電力供應效率、能源損耗與散熱管理便成為重要技術瓶頸。即使企業擁有強大的晶片設計或系統組裝能力，也不能忽略其他關鍵技術的智慧財產權。因此，未來真正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不僅要能夠生產，更要能夠研發、建立標準、管理風險，並在國際制度中維護自己的權益。這對臺灣是一項提醒，也是一個新的機會。我們應該進一步從製造中心發展為兼具原創研發、系統整合、智慧財產權管理與全球服務能力的創新中心。而政府的責任，不是替企業決定每一項技術路線，而是提供公平、透明、有效率的制度環境，協助企業發揮創造力。

三、重新理解臺灣的成功：專業自主、市場機制與公共治理

      臺灣戰後的經濟發展，並不是單一政策或政治力量的成果。從美援、土地改革、基礎建設，到國際技術移轉、全球華人網絡、出口導向工業化，以及後來的金融自由化與科技產業發展，都是不同歷史條件與社會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李國鼎、孫運璿等政策推動者的重要貢獻，在於理解國家發展不能只依賴行政命令，更需要長期的人才培育、專業判斷、制度建設與國際合作。臺灣民間企業的活力，以及民主化之後逐漸成熟的公民社會，更進一步擴大了這種發展能力。

      然而，今天臺灣面對的挑戰，已經不同於過去。在全球科技快速變化、人口老化、產業轉型與地緣政治風險升高的環境中，政府如果仍然過度依賴單向的行政管理，而缺乏跨專業協作、社會參與及制度調整能力，就可能降低整體社會的創新效率。這並不表示政府監理不重要；恰恰相反，越是高度複雜的現代社會，越需要具有專業能力、民主正當性與公共責任的政府。但我們必須區分兩件事：政府應當維護公共利益，不代表政府必須直接控制所有專業活動；政府有責任監督市場，也不代表行政機關比專業人員與社會組織更了解每一個領域的需求。因此，我認為臺灣未來應該建立更成熟的治理架構：以市場機制促進創新，以專業自主保障品質，以人民參與建立正當性，以國家監理維護公平與公共安全，再透過績效導向的行政改革持續修正制度。這不只是經濟改革，也是民主治理深化的重要方向。

四、對臺灣社會有信心：民主韌性與民間創新，是最重要的國家資產

      面對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我始終對臺灣社會抱持信心。因為臺灣真正值得珍惜的，不只是半導體產業與科技製造能力，更是長期累積的社會信任、專業人才、民主經驗與民間組織能力。從九二一地震後的社區重建、SARS期間的公共衛生動員，到社區健康營造、地方文化保存與各種社會創新，臺灣已經累積了豐富的跨領域合作經驗。這些經驗證明，當專業人員、地方社區、企業與政府能夠建立互信，公共問題就有機會透過多元合作得到改善。

      我長期參與醫療改革、公共衛生、社區精神復健、醫學人文與生命倫理工作，越來越深刻地體會到：真正具有永續性的改革，不能只依賴中央政府的政策設計，更必須讓人民成為參與者，而不只是被管理或接受服務的對象，這也是我們推動健康亞洲整合平台、社區健康站、口述歷史、全齡金融及康養信託的重要理念。

      未來的臺灣，可以讓醫院、診所、大學、社區組織、地方企業與金融機構形成互相支持的網絡，將人工智慧與數位科技轉化為實際改善生活的服務。當地方社區具備足夠的組織能力與經濟互動，便能逐漸形成具有韌性的區域生活圈。這不僅有助於高齡化社會的健康照護，也可能為地方產業、世代合作及永續金融創造新的發展模式。我相信，臺灣的未來不必完全寄託在少數大型企業或國際強權身上。只要繼續深化民主、尊重專業、釋放民間活力，臺灣就有能力建立更具自主性與韌性的發展道路。

五、對中國領導人抱持期待：從經濟成長走向制度成熟與文明自信

      我也願意對中國領導人抱持積極而審慎的期待。這份期待不是忽略兩岸制度差異，也不是對任何政治決策的無條件認同，而是基於對中國歷史、文明傳統與現代化發展的長期觀察。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以來，經歷了規模龐大的工業化、都市化、基礎建設與科技發展，並成為全球經濟體系的重要參與者，這些成就值得客觀理解。但一個國家的長遠發展，不能只用經濟總量、科技產能或軍事實力來衡量。當經濟發展進入新的階段，制度的可預測性、法治保障、專業自主、人民生活品質與國際信任，都會成為更加重要的競爭條件。尤其面對人工智慧、人口老化、環境變遷與全球產業重組，中國未來的發展，需要的不只是技術突破，也包括社會治理與制度創新。

      華夏文明長期累積的「和而不同」、「民為邦本」、「兼愛」及「天下為公」等思想資源，提供了值得重新詮釋的倫理基礎。但文明自信的真正表現，不應只是強調歷史的輝煌，而是能否將這些思想轉化為當代尊重人的尊嚴、容納多元意見及促進和平合作的制度實踐。在兩岸關係上，我尤其期待中國領導人能夠以長遠的歷史視野，理解臺灣社會所珍視的自由、民主、生活方式與歷史經驗。

      兩岸之間存在真實的政治分歧，不能只靠經濟利益加以消除，也不應透過威嚇或強制手段處理。真正具有歷史意義的領導智慧，是在差異中創造對話空間，在競爭中維持和平，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逐步累積信任。中國大陸如果能以更開放、和平且具制度保障的方式處理兩岸關係，不僅有助於降低區域風險，也有機會展現成熟的大國責任。我對此抱持期待，並認為這種期待必須透過具體的政策、行動與相互尊重來實現。

六、兩岸產業的共同課題：競爭、合作與國際法治

      這次美國337調查還提醒我們一項重要事實：全球科技產業早已形成跨越國界的複雜網絡。臺灣與中國大陸的企業，既存在市場競爭，也存在投資、生產、研發及供應鏈上的合作關係。而這些企業又同時與美國、歐洲、日本及其他地區的企業緊密連結。因此，不能簡單地把全球科技產業理解為兩個完全分離的政治陣營。對企業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公平的市場環境、可預測的法律制度、穩定的供應鏈，以及保護創新成果的智慧財產權制度。

     這次調查也顯示，當企業進入國際市場時，必須接受相關司法管轄與貿易制度的規範。臺灣與中國大陸的企業可以各自依法維護權益，也可以在合法合規、符合競爭法與資訊安全要求的前提下，推動產業標準、基礎研究、人才培育及共同技術問題的交流。但合作不代表必須形成排他性的產業聯盟，更不應將技術交流與政治立場綁定。真正成熟的產業合作，應建立在透明規則、契約精神、相互尊重與公平競爭之上。

      對臺灣而言，最有利的選擇，是維持多元的國際合作關係，深化與美國、歐洲、日本及其他民主夥伴的科技合作，同時在安全與法治的條件下，保留與中國大陸進行理性經貿交流的空間。這種多元連結，並不是立場搖擺，而是全球化時代維持產業韌性與自主選擇能力的重要策略。

七、從科技競爭走向文明創新：人工智慧時代的新課題

      如果我們只把這次337調查看成企業專利訴訟，就可能忽略背後更深刻的時代變化。人工智慧正在重新定義人類的知識生產、產業組織、醫療服務、教育方式與公共治理。但是，科技進步並不必然等於社會進步。我們可以擁有更快的晶片、更強大的運算能力，卻仍然無法單靠科技回答何謂公平、生命尊嚴、社會信任與世代正義。

      十九世紀的中國曾經努力追求船堅炮利，二十世紀的東亞則經歷了工業化與國家現代化的競爭。今天，我們追求半導體、人工智慧、量子科技與新能源，但真正值得追問的仍然是：擁有這些能力之後，我們希望建立什麼樣的社會？又希望為人類文明帶來什麼貢獻？這也是我推動《臺北人工智慧倫理宣言》的重要原因。透過共生、慈悲、多元、鑑史、問責、普惠、共情與永續八項原則，我們期待建立一套能夠連結東西方文明、傳統倫理與當代科技的新治理架構。

      臺灣的特殊價值，在於我們同時具有華夏文明傳承、現代民主經驗、全球科技產業連結，以及多元文化與民間社會的豐富實踐。這些條件，使臺灣有機會成為國際文明對話與科技倫理創新的重要平台。而中國大陸如果能進一步開放跨文明交流，尊重不同思想傳統與社會制度，也將有機會在科技發展之外，為人類共同面對的倫理問題提供更多貢獻。兩岸未來值得合作的領域，不應只限於經貿與科技產業，更可以延伸到公共衛生、生命倫理、高齡社會、氣候變遷、人工智慧治理與永續發展。這些都是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也是超越短期政治對立、累積長期互信的可能起點。

八、臺灣應該採取的五項改革方向

      面對全球科技競爭與兩岸關係的變化，我認為臺灣應該從五個方向推動制度創新。

第一，強化產業自主與國際法律能力。協助企業建立完整的智慧財產權管理、專利風險評估、國際訴訟應對及技術標準參與能力，尤其支持中小企業取得必要的法律與技術資源。

第二，恢復專業自主與市場創新的合理空間。在醫療、教育、科研及產業發展等領域，建立更符合專業特性與公共責任的治理制度，減少不必要的行政負擔，讓政府從直接控制轉向有效監理與支持。

第三，深化社區與地方社會的自主發展能力。透過健康亞洲等支持性平台，結合醫療、社區、教育、金融與地方產業，建立健康生活圈及跨世代合作機制，使科技發展真正轉化為人民福祉。

第四，建立多元而具韌性的國際合作網絡。以臺灣既有的國際科技、醫療、學術及民間合作為基礎，擴大與東南亞及其他地區的連結，降低單一市場依賴，並逐漸形成支持臺灣永續發展的國際網絡。

第五，以和平、法治與文明對話處理兩岸關係。尊重兩岸不同的制度與歷史經驗，在維護臺灣民主自主與人民安全的前提下，支持有助於降低誤判、建立互信及促進共同福祉的交流。

這五項改革的共同精神，就是讓政府、企業、專業組織與人民重新建立合理的合作關係，並將臺灣的發展從單純追求經濟成長，提升到兼顧自由、創新、信任與永續的整體治理。

九、結語：對臺灣社會有信心，對中國領導人有期待，對人類文明有責任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此次啟動的337調查，是一項具體的專利爭議，也是觀察全球科技產業競爭的重要案例。我們應當尊重法律程序，等待事實與證據釐清，不必過早將它解讀為國際政治對抗。但這起事件提醒我們，臺灣必須進一步強化技術創新、法律能力、制度治理與國際合作，才能在快速變動的全球環境中維持競爭力。我對臺灣社會有信心，這份信心來自臺灣長期累積的民主經驗、專業能力、民間活力與社會韌性。即使面對地緣政治壓力、產業轉型與內部治理問題，只要我們願意重新尊重專業、深化民主、鼓勵社會創新，臺灣仍然有能力開創新的發展道路。我也對中國領導人抱持期待，期待他們能夠以更長遠的歷史眼光理解中國的現代化責任，以和平、開放、法治與尊重多元的方式，為兩岸關係創造更穩定的發展條件。這並不意味著忽略現實中的分歧，而是相信真正成熟的政治領導，應該有能力正視分歧、管理風險，並為未來世代保存和平合作的可能。

      在人工智慧快速發展的時代，我們尤其需要超越以國力、產值與算力衡量一切的思維。一個社會真正的進步，不只在於擁有多少先進科技，更在於能否讓科技服務人民，讓制度保障自由，讓經濟發展促進公平，讓不同文明在相互尊重中共同成長。臺灣的價值，不在於選擇依附哪一個強權，而在於能否持續發展自主能力，成為連結不同社會、促進文明對話與實踐人類共同福祉的重要力量。中國的歷史機會，也不只在於成為經濟與科技大國，而在於能否以文明的包容、制度的成熟與和平的實踐，贏得國際社會長遠的信任。

      我相信，臺灣人民具有創造未來的能力；也期待中國領導人展現符合時代需要的政治智慧。因為兩岸真正值得共同追求的，不是誰能夠支配誰，而是如何讓不同歷史經驗與制度下的人民，都能夠享有和平、尊嚴、自由與繁榮。科技的力量決定我們能做什麼，制度的品質決定我們如何行動，而文明的高度，最終取決於我們如何對待彼此。這才是臺灣與中國大陸在二十一世紀應該共同思考的歷史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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