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濟繁榮到台海和平：台灣不能只看亮麗數字，更要找回國家治理的主體性

(鄒志中特稿)  台灣正處於一個充滿矛盾的時代。一方面，人工智慧（AI）帶動半導體與資通訊產業高速成長，中華經濟研究院2026年10月16日第三度上修全年實質GDP成長率至12.16%，創下1988年以來新高；海關出口預估年增40.51%，出超約2244億美元，民間投資成長10.77%、民間消費成長4.94%，呈現「內外皆熱」格局。台灣人均GDP也持續上揚，2025年約3.95萬美元，2026年預估突破4.2萬至4.5萬美元區間，領先日本並與南韓互有超車。

另一方面，台灣許多受薪家庭仍面臨薪資結構偏斜、生活成本壓力與財富累積不易的困境。主計總處最新數據顯示，2026年前八月經常性薪資平均約4.91萬元，但中位數僅約3.94萬元，半數以上勞工低於平均；實質總薪資年增2.66%雖創近11年同期高點，卻難完全抵銷房價所得比仍高達9倍以上、居住與育兒負擔。當國家經濟數據愈來愈漂亮，台灣民眾對未來生活的安全感卻沒有同步提升，這已不只是所得分配問題，而是國家治理方向是否出現偏差的警訊。

類似的矛盾也出現在能源與安全政策。政府強調與美國深化經貿及能源合作，將其視為降低地緣政治風險的重要途徑；但當大型能源投資涉及長期採購、巨額資金與高度不確定性時，是否提出充分的成本效益分析？當兩岸關係持續緊張，台灣究竟應該把安全完全寄託在軍事嚇阻與外部支持，還是同時建立可持續的和平對話機制？這些看似分屬不同領域的問題，其實指向同一個核心：國家治理不能只追求表面上的成長與安全指標，更必須回答台灣經濟成果由誰分享？戰略風險由誰承擔？以及台灣能否為自己的未來保留選擇權？

台灣需要的不是在經濟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要重新建立一套能夠兼顧人民生活、產業發展、能源韌性與兩岸和平的治理架構。

為什麼會發生？經濟成長與人民感受的結構性落差

台灣經濟最值得警惕的現象，是總體成長與個人感受之間的落差。AI產業帶動台灣出口與投資，使半導體及相關供應鏈成為全球科技競爭的重要受益者。然而，這股成長動能並未以相同速度擴散至所有產業。台灣許多中小企業、傳統製造業與服務業，仍受到技術升級成本、資金取得不易、國際市場拓展困難等因素限制。將當前問題簡單歸因於科技業與傳統產業的分化，並不足以解釋台灣的薪資困境。

更深層的問題，是台灣逐漸形成兩套並行的經濟結構。第一套是全球化經濟。企業直接參與國際市場，掌握關鍵技術、品牌、專利或供應鏈節點，因而具備較強的獲利能力與薪資競爭力。第二套是在地化經濟。企業主要依靠國內消費、區域市場與傳統商業模式生存，面對土地、租金、勞動成本及市場規模限制，獲利空間相對有限。這兩套結構的差距，才是理解台灣所得分化的重要切入點。

台灣並非所有傳統產業都缺乏競爭力。台灣部分中小企業早已在精密機械、工業零組件、特殊材料及專業製造領域建立技術優勢，只是缺乏足夠資金、國際行銷能力與品牌經營資源，難以將技術優勢轉化為全球市場的定價能力。問題因此不在於台灣傳統產業是否應該被淘汰，而在於政府是否有能力協助具台灣有潛力的在地企業跨越國際化門檻。

日本長期扶持中小企業發展，韓國推動隱形冠軍培育，中國大陸則以「專精特新」政策協助中小企業建立核心競爭力。各國做法與制度環境不盡相同，但共同的政策思維是：不能只依賴少數大型企業帶動經濟，而應該建立更多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台灣同樣需要這種產業政策。政府應建立中小企業技術升級基金，整合產學研資源，協助企業導入AI、改善生產流程、取得國際認證、拓展海外通路，並鼓勵大型科技企業將部分研發、採購與技術合作機會向本土供應鏈擴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AI轉型不能只停留在購買軟體或導入工具。真正重要的是協助企業重新設計產品、服務與商業模式，讓AI轉化為生產力與附加價值，而不是增加一筆新的成本。當企業生產力提升，才有條件改善員工薪資；當台灣中小企業能夠進入高附加價值市場，台灣才有機會擺脫少數產業獨強、多數產業長期苦撐的經濟結構。

經濟治理制度究竟出了什麼問題？過度依賴總體數字的治理盲點

經濟治理的另一項盲點，是過度依賴總體數字判斷人民的生活狀況。GDP衡量的是一定期間內境內生產活動所創造的附加價值，人均GDP則是將GDP除以人口數。這兩項指標有其重要性，但都不能直接等同於每一位國民實際取得的所得。當少數高附加價值產業快速成長，或者人口減少推高人均數值時，平均指標可能相當亮眼，卻不代表多數家庭的收入同步增加。此外，GDP與國民所得的統計概念不同，外資企業在台灣創造的產值，不能直接全部視為本國居民所得。要了解經濟成長如何轉化為國民實際收入，還必須進一步觀察國民所得、受僱者報酬、家庭可支配所得與財富分配。

這也是為什麼政府不能只以GDP成長率或股市市值作為施政成績的主要證明。當股市上漲帶動家庭金融資產增加，擁有股票與其他金融資產的人自然比較容易感受到財富效果；沒有資產、主要依靠薪資維生的家庭，卻未必能夠分享到同樣的成果。更值得關注的是，當房價、租金與生活成本持續增加，即使名目薪資有所調升，實質購買力仍可能受到侵蝕。一個年輕人即使找到工作，也可能因為房租與日常支出而難以儲蓄；一個中小企業員工即使看到台灣出口創新高，也可能發現自己的薪資與二十年前相比，並沒有足以改變生活的進步。這不是單純的心理問題，而是經濟成長與家庭財務狀況之間存在結構性落差。

因此，政府必須把治理重心從單純追求經濟成長，進一步轉向檢視成長的分配效果。

第一，定期公布經濟成長對不同所得階層的影響，包括:薪資成長、實質所得、生活成本與家庭財富變化。

第二，改革中小企業生產力政策，讓企業升級的成果有機會轉化為員工加薪，而不是只增加資本報酬。

第三，檢討租屋、托育、教育與長期照護的家庭負擔，避免經濟成長的成果被基本生活支出抵銷。

第四，透過稅制、勞動制度與資產累積政策，讓沒有既有資產的年輕家庭也有機會逐步建立財務安全。真正值得追求的，不是讓台灣在國際排名中再往前幾名，而是讓一般家庭在收入、居住、育兒與退休保障上，都能感受到經濟成長帶來的實質改善。

能源投資不能成為另一種對外依賴

經濟自主與國家安全的關係，在能源政策上尤其明顯。台灣高度依賴能源進口，天然氣供應、國際航運、採購價格與地緣政治變化，都可能影響電力成本及產業競爭力。因此，政府尋求多元能源來源、降低供應中斷風險，本身具有合理性。但能源安全不能只看供應來源是否增加，也必須考量採購價格、基礎設施、長期契約、融資條件與能源供應的集中度。

以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氣計畫為例，經濟部證實中油與美方開發商協商已取得重大進展，規劃每年採購600萬噸液化天然氣，並參與專案開發，預估投資金額最高44億美元，最快2032年起供氣。其商業可行性、運輸成本、工程風險、價格競爭力與未來能源需求，都應該成為政府評估的核心。如果一項能源投資必須依靠長期政策支持，卻無法證明其成本具有競爭力；如果採購承諾可能限制未來能源組合的調整空間，政府就不能只以深化台美關係或降低地緣政治風險作為充分理由。國際合作當然重要，但合作不等於無條件接受對方提出的所有方案。韓國對大型能源投資採取分案評估、區分已確定與待評估項目的做法，至少提醒台灣：涉及國家資源的投資，應該將政治承諾與商業判斷分開處理。

台灣政府應該建立更完整的能源投資審查制度。首先，要求中油及相關機關公開可揭露的採購條件、價格比較、運輸成本與長期財務風險。其次，針對不同能源方案進行情境分析，包括國際能源價格變動、重大工程延誤、契約履約爭議，以及未來電力需求低於預期時的財務影響。第三，立法院應透過預算審查、專案報告與必要的附帶決議，確保涉及重大公共資源的承諾具有充分資訊基礎。第四，能源政策必須與減碳目標及產業轉型相互配合，不能因為追求短期供應穩定，就忽略長期能源結構調整的成本。所謂能源自主，不是完全不依賴外國，而是透過多元來源、合理價格、足夠的調度能力與透明的決策程序，降低任何單一國家、供應商或契約對台灣造成的制約。如果政府以降低依賴為名，卻在缺乏充分評估的情況下形成新的集中依賴，這種政策就有必要重新檢討。

從美中競爭看台灣：安全不能只靠外部承諾

台灣面對的另一項根本挑戰，是如何在美中競爭持續深化的環境下，維護自身安全與發展空間。美國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科技能力與國際金融影響力，中國大陸則在製造業、基礎設施、科技應用及全球貿易中建立龐大實力。雙方的競爭不只發生在軍事領域，也延伸至半導體、AI、能源、供應鏈與國際制度。

回顧冷戰後的歷史，美國多次透過軍事行動介入區域衝突。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則顯示，軍事優勢雖然能夠迅速改變戰場上的力量對比，卻不必然能夠建立穩定的政治秩序。同樣地，中國大陸過去數十年在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中發展經濟，透過製造業擴張、基礎建設與科技投入，逐步累積國力。但經濟成長與軍事擴張並存，並不代表區域安全風險已經消失。因此，不能僅憑美國發動過多場戰爭，就推論美國不重視和平；也不能僅憑中國大陸在某些時期沒有發動大規模戰爭，就認定中國不會使用武力。國家行為必須放在具體的歷史、戰略利益、軍事能力與政治決策中理解。

真正值得台灣思考的是：當美中雙方都將自身利益置於優先位置時，台灣應該如何降低被捲入衝突的風險？答案既不是放棄自我防衛，也不是把所有希望寄託在外部軍事支持，而是建立多層次的安全戰略。

第一層是必要的防衛能力。台灣必須維持足以提高侵略成本的防衛力量，強化關鍵基礎設施韌性，並確保國防資源配置具有合理性與透明度。

第二層是經濟與科技韌性。台灣不能讓能源、關鍵原料、重要市場或單一供應鏈成為容易被利用的戰略弱點。產業多元化與市場分散，不只是經濟政策，也是安全政策。

第三層是外交與危機管理。台灣必須與美國及其他重要夥伴維持合作，同時建立足以避免誤判、降低衝突風險的溝通機制。

第四層則是兩岸關係的制度化管理。只要兩岸仍然存在高度政治歧異，就更需要建立能夠處理分歧、避免意外升高的對話管道。這四層戰略並不互相排斥。防衛能力可以降低冒險行動的誘因，外交合作可以增加外部支持，而兩岸對話則有助於避免雙方在缺乏溝通的情況下，將彼此行為解讀為最壞的情境。真正成熟的安全戰略，不是把和平寄託在對手的善意，也不是把和平完全寄託在國際盟友們的口頭承諾，而是同時具備自我防衛、危機管理與政治解決問題的能力。

兩岸關係不能永遠停留在政治攻防

兩岸關係長期陷入僵局，固然與政治立場、制度差異及安全疑慮有關，但如果所有兩岸交流都被納入政治攻防，兩岸社會就很難累積降低風險所需要的互信。從觀光、教育、文化到經貿合作，兩岸民間往來具有不同於官方政治談判的特性。兩岸民間交流無法直接解決主權爭議，卻可能讓雙方社會在政治歧異之外，保有理解彼此的機會。因此，兩岸交流既不能被浪漫化，也不應被全面污名化。開放兩岸交流不代表忽視國安風險，建立風險管理制度也不代表必須全面阻斷兩岸民間往來。政府真正應該做的，是區分正常交流與可能危害安全的行為，透過明確規範、資訊揭露與必要的風險審查，讓兩岸民間往來在可管理的範圍內進行。

兩岸觀光就是一個值得重新檢視的領域。恢復兩岸觀光，不應只停留在政治喊話，而應提出可執行的安排，包括:旅客安全、旅行業者權益、突發事件處理、旅遊保險與雙方主管機關的聯繫機制。如果某些交流涉及特定安全風險，政府應該提出具體理由與證據，而不是以抽象的敵對論述取代政策的說明。

同時，中國大陸方面也應該以對等、可預期及尊重民間自主的方式處理交流，不應將經貿、觀光或文化往來工具化，更不能以單方面的政治條件取代雙方協商。兩岸和平需要雙方共同承擔責任。台灣不能假設只要表達善意，就能消除所有安全威脅；中國大陸也不能假設只要增加經濟吸引力，就能自動取得台灣社會的政治認同。真正有效的交流，必須建立在可持續的制度、互惠的安排與尊重差異的基礎上。這也意味著，兩岸關係的改善不能只靠領導人會面或短期政治氣氛，而應該逐步建立一套即使面對政治變化，仍能維持基本運作的溝通架構。

根據聯合報2026年兩岸關係大調查，台灣53%民眾主張永遠維持現狀，仍是最多數；32%主張獨立（較去年增加7個百分點，近十年第三高），12%主張統一。另有調查顯示，逾六成支持擴大民間交流與觀光，55%支持在特定前提下開啟兩岸談判對話，71.5%認為台灣最大危機在於內部缺乏長期戰略規劃與朝野對立。這些數字提醒我們：台灣主流民意既非急統也非急獨，而是希望在兩岸和平穩定中維持選擇空間。

兩岸歷史認同不應成為另一場零和競爭

兩岸關係難以突破，還有一個經常被忽略的深層因素：歷史認同的對立。台灣社會對歷史的理解存在多種觀點。有人強調台灣主體性與日本殖民時期的現代化經驗，有人重視漢人移民、中華文化與兩岸歷史連結，也有人從民主化、本土化與多元族群的發展過程理解台灣。這些不同觀點，不應簡化為單一政治標籤。歷史研究的任務不是替任何政黨或政治立場提供永遠正確的答案，而是透過史料、制度與社會脈絡，理解不同時代的人如何生活、如何作出選擇，以及權力如何影響人民。

日本殖民時期確實留下部分基礎建設與制度遺產，但這不代表可以忽略殖民統治下的政治不平等、資源分配與戰爭動員。同樣地，肯定中華文化的歷史延續，也不代表必須否認台灣在不同歷史階段形成的社會經驗與政治發展。歷史可以有多重視角，但不能因此放棄對史實的基本尊重。另一方面，中國大陸近年重視考古研究、傳統文化、古籍整理與文化遺產保存，也反映出社會對歷史認同的需求。從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到傳統服飾、詩詞與歷史文化的流行，可以看到文化傳承已成為當代中國社會的重要現象。但文化自信不應建立在否定其他文明、排斥不同族群，或以民族純粹性重新切割歷史的基礎上。

中華文明的歷史發展，包含不同民族、區域與文化長期互動的過程。將其理解為多元交融、持續演變的歷史，遠比把文明簡化為單一民族的純粹產物，更能解釋歷史的複雜性。同樣地，台灣也不必透過否定所有與中國有關的歷史連結，才能建立自己的主體性。歷史認同真正成熟的表現，不是要求所有人接受同一套敘事，而是容許不同經驗並存，同時以史料與理性討論共同面對過去。這對兩岸和平尤其重要。如果台灣與中國大陸都把歷史當成證明自身政治正當性的工具，歷史就會成為彼此否定的武器；如果雙方願意承認歷史經驗的複雜性，兩岸文化交流與兩岸學術研究反而可能成為降低敵意的起點。歷史不能代替政治談判，文化認同也不能直接解決安全問題，但它們可以影響雙方如何理解彼此，進而影響未來的政策選擇。

從政治表態走向國家治理，台灣需要四項改革

經濟分配、能源安全、兩岸關係與歷史認同，看似分屬不同領域，實際上都涉及政府如何運用權力、配置資源與管理風險。因此，台灣需要的不是更多彼此分離的政策口號，而是一套能夠相互配合的國家治理架構。

第一，建立以人民生活為核心的經濟評估制度。政府除了公布GDP、出口與股市表現，也應持續追蹤實質薪資、家庭可支配所得、居住負擔、青年資產累積與不同產業的勞動生產力。讓經濟政策的成效接受人民生活經驗的檢驗，而不是由總體數字自行證明成功。

第二，建立以產業升級為核心的成長分配機制。政府應協助中小企業導入AI、進入全球供應鏈、提高產品附加價值，並建立企業生產力提升與員工薪資改善之間的連結。政策資源不應只集中在已經具備全球競爭力的少數企業，而應協助更多具有技術潛力的在地企業跨越成長門檻。

第三，建立以透明審查為核心的能源與財政制度。凡涉及重大能源採購、長期投資及公共資金的計畫，都應提出可供檢驗的成本效益分析、風險情境與替代方案。對外合作不能免除政府的說明責任，國家安全也不能成為迴避公共審查的理由。

第四，建立以風險管理為核心的兩岸和平機制。台灣應在維持必要防衛能力的同時，積極尋找能夠降低誤判的溝通管道，推動可管理的民間交流，並針對觀光、經貿、教育與突發事件處理建立明確規則。

這些改革的共同目標，是讓台灣不必在經濟成長與社會公平、對美合作與政策自主、防衛能力與和平對話之間陷入非此即彼的選擇。國家治理真正的價值，在於將彼此衝突的政策目標，轉化為可以共同追求的公共利益。

台灣不能只問誰會保護我們，更要問自己能做什麼？

台灣目前面臨的最大風險，並不是經濟不夠亮眼，也不是國際合作不夠密切，而是容易把不同領域的政策成果當成彼此無關的數字，忽略它們背後共同的治理問題。經濟成長若不能改善人民生活，繁榮就可能成為少數人的財富；能源合作若缺乏風險管理，自主就可能變成新的依賴；防衛能力若沒有政治溝通配合，安全就可能陷入持續升高的敵意；歷史認同若被用來排斥異己，文化就可能成為新的政治衝突來源。這些問題都不能單靠一次選舉、一項預算或一場領導人會談解決。

台灣需要的是更成熟的政治思維：對外合作，但不放棄自主判斷；維持防衛，但不放棄和平可能；追求成長，但不忽略分配；尊重歷史，但不讓歷史成為彼此否定的工具。這也要求朝野政黨改變競爭方式。執政黨不能將所有的質疑都視為政治攻擊，更不能以國際支持或經濟成長掩蓋政策執行上的缺口。重大能源投資應該接受審查，產業政策應該接受成效檢驗，兩岸政策也應該提出清楚的目標、方法與風險評估。在野黨則不能只停留在批判政府、放大危機或提出政治口號，而應該提出可以執行、可以估算成本、可以接受檢驗的替代方案。對兩岸和平的主張，也必須具體回答如何處理安全疑慮、如何維持對等，以及如何避免交流再次受到政治變動干擾。

台灣社會真正需要的，不是朝野對每一項政策都達成一致，而是建立一套即使意見不同，仍然能夠透過制度作出決策、管理風險並持續修正的治理能力。歸根究柢，國家的強大不能只以股市市值、出口金額、軍購規模或國際排名衡量。一個真正有韌性的國家，必須讓人民有能力改善生活，讓企業有機會持續升級，讓公共資源受到合理監督，也讓政治領導者有能力在競爭與衝突之間尋找降低風險的途徑。

台灣不能只問美國會不會支持我們，也不能只問中國大陸會不會釋出善意；更應該問的是，台灣是否已經建立足以維護自身利益的經濟實力、制度能力與政治智慧？經濟繁榮不能只是統計表上的勝利，國家安全不能只是軍事預算的競賽，兩岸和平也不能只是選舉期間的政治口號。當台灣能夠把人民生活放在治理中心，把產業升級轉化為普遍的成長機會，把能源合作建立在透明與自主的基礎上，並以防衛、對話與危機管理共同維護台海穩定，才有可能真正掌握台灣的未來。這才是台灣從亮麗經濟走向穩健發展、從政治對抗走向和平治理，最值得追求的國家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