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藝中心2026亞當計畫登場 以藝術家為核心 讓相遇延伸為長期支持
從一起吃飯、在城市迷路，到以洗頭、按摩探索親密關係，日常生活如何成為藝術創作？臺北表演藝術中心（北藝中心）2026「亞當計畫」（ADAM）十月在臺展開系列活動，由林人中擔任策展人，透過「藝術家實驗室」、「新作探索」及「交流與論壇」三大單元，呈現以藝術家為核心的跨文化交流，也看見一件作品誕生之前的提問與探索。
1 天前・yam蕃薯藤新聞
「這個戲可以作為我的墓誌銘。」年近八十的臺灣小劇場先驅王墨林，首度以獨角戲正面凝視衰老，將逾40年的劇場實踐、生命記憶與臺灣戰後歷史帶上舞臺。2026臺北藝術節《最後的錄音》將於10月16至18日在臺北表演藝術中心藍盒子演出。王墨林集概念、導演與表演於一身，從摯友卓明的記憶重探臺灣小劇場歷史，並與山謬．貝克特（Samuel Beckett）的《克拉普最後的錄音帶》（Krapp’s Last Tape）跨越時空呼應，也以此作為對自己劇場人生的一頁回顧。
舞臺上，只有一張桌子、兩張椅子。王墨林坐在其中一張，另一張空著的椅子，既是留給已經離世的卓明，也留給那些透過聲音與記憶，重新回到王墨林生命中的各種靈魂。從1980年代投身臺灣小劇場運動，到以創作、評論與行動劇場持續介入社會，王墨林始終站在體制的邊界質問。如今，當他親自站上舞臺，衰老的身體、停頓與晃動都成為作品的一部分；觀眾見證的，不只是一齣演出，更是一個人如何以肉身重返自己走過的歷史，挑動習以為常的劇場與表演認知。
卓明離世前，王墨林曾錄下兩人的談話，想留住摯友最後的聲音。然而，隨著科技設備代代更迭，舊有檔案逐漸難以辨識、讀取，曾經被保存的聲音終究消失，記憶彷彿也與不斷更新的媒介失聯。「我知道我在錄音的過程中，有一種想要把他留下來的情感。那個瞬間想起來，仍然既遠又近。」
對王墨林而言，尋找卓明的聲音，不只是追念一位故友，也是重新打開兩人共同走過臺灣小劇場的各種路線與爭執。那段無法找回的錄音，牽引出一個世代的理想、行動、差異與失落，也讓《最後的錄音》從私人記憶走向更深的追問：當肉身消逝，什麼能夠真正留下？那些難以完整記錄的藝術實踐，仍未闡明的政治判斷，又該如何進入我們的集體記憶？
這段消失的錄音，也讓王墨林與貝克特筆下《克拉普最後的錄音帶》呼應：年老的克拉普反覆聆聽三十年前的錄音，在過去的聲音裡重新審視與懷疑自己的選擇、欲望與失落；《最後的錄音》裡王墨林從尋找卓明的聲音開始，進入戰後臺灣與冷戰世界的殘酷，撬開小劇場的神話，最後也走向對自身生命的回望。
《最後的錄音》戲劇構作汪俊彥指出，王墨林與克拉普最深刻的疊合，正在於「以一個人的意識與精神，直接面對肉體衰老」。王墨林將過去的自己與此刻逐漸衰老的肉身相互映照，所浮現的不只是回憶，更是一種無可迴避的悲愁，但從未停止的力量也始終伴生。
王墨林自述：「《最後的錄音》真正令人不安的，不是將自己呈現在觀眾面前，而是重新召喚三、四十年前的王墨林。」即使作品取材自他的記憶與昔日文章，再度面對時，過去的自己卻已陌生得如同他者。「那是從記憶角落裡掃出來的灰塵」他形容，當年近八十的自己回望一路走來的過往，彷彿兩個靈魂同時在身上存在，而過去的自己作為「他者」，又與昔日卓明的生命纏繞，更引出眾多仍在歷史徘徊的幽靈。「我要試著把這東西解開的話，是要很撐得住的」。
一向以導演和評論者身份挑戰他人的王墨林，這次首次以表演者身分獨自承擔舞臺。他坦言：「我以前都在挑戰別人、挑戰我的演員，可是這一次，是我一直被挑戰。」從概念、編導到演出，劇本一路修改至第八版；創作不只是他對自身記憶的反覆推敲，也在戲劇構作汪俊彥及陳界仁等合作夥伴的提問下，持續拆解、重組。
排練過程中，汪俊彥從1970年代戒嚴時期的知識與思想背景切入，與王墨林重新梳理1980年代臺灣小劇場興起前，較少被看見的歷史土壤。汪俊彥認為，王墨林雖始終處於學院體制之外，他的創作、思想與行動，正是揭露臺灣劇場史無法完整、也不可能完整的關鍵。《最後的錄音》因此不只回望一位藝術家的生命，也讓散落於個人記憶中的歷史，重新進入時代的視野。
本次演出由當代藝術家陳界仁擔任舞臺設計、黑名單工作室創辦人王明輝擔任音樂設計，與王墨林共同建構一座由身體、聲音與記憶交織而成的劇場。王墨林說，這或許不是一件百分之百完美的作品，然而，當他親自走進舞臺，以肉身承接一生難以言說的歷史與失去，「這件事情，對我的生命是完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