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專論】英國重返歐盟的難熬與痛苦抉擇

徐君寶/大學助理教授

英國工黨黨魁安迪·柏南（Andy Burnham）自接任首相以來，擺在面前的第一道難題，就是英國經濟疲軟無力以及瀕臨停滯的經濟困境。

根據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近期發布的研究報告指出，脫歐後英國國內生產毛額（GDP）減少了 6% 至 8%，投資下降 12% 至 13%，整體生產力亦下滑 3% 至 4%。公共服務體系資金短缺與生活成本危機加劇，英國當局柏南政府不得不擺脫意識型態束縛，將「重新擺正與歐盟（EU）關係」，甚至探索重返歐盟單一市場與關稅同盟的選項，列為提振國家經濟成長的核心戰略。

英國經濟疲軟、停滯源自脫歐

這場經濟代價的根源，溯源至 2016 年那場震撼全球的脫歐公投（Brexit）。當時的公投是由保守黨前首相大衛·卡麥隆（David Cameron）所發起；但弔詭的是，卡麥隆本人其實主張留歐，與黨內最大競爭對手的態度截然不同。當時尚未擔任首相的鮑里斯·強森（Boris Johnson）及奈傑·法拉吉（Nigel Farage）等脫歐派領袖全力主導脫歐。脫歐派打著動人的「收回主權」與「控制邊境」的旗號，一反保守黨傳統的支持群眾結構，深刻動員了廣大農村地區、年長者與中下階層勞工；這使得卡麥隆政府陷入「自己人打自己人」的窘境，其反脫歐的政策辯護也因而陷入苦戰。

但卡麥隆當時為何做出如此巨大的政治豪賭，推動脫歐公投？可能的原因在於他在 2014 年的蘇格蘭獨立公投中，成功守住了英國版圖；挾著這股勝選氣勢，卡麥隆認為當時是讓民眾決定是否續留歐盟（In-Out Referendum）的最佳時機。他不僅能藉由留住蘇格蘭的威望，向民眾宣導脫歐風險，同時也能兌現任內舉辦脫歐公投的選民承諾。以當時的政治情勢來算計，卡麥隆似乎「絕不可能算錯」。

但是，即使時任政府、留歐派及絕大多數金融商界領袖組成陣營，不斷警告脫歐將帶來巨大經濟風險，最終公投結果仍由脫歐派以51.9%對 48.1%的微弱差距勝出。卡麥隆隨後引咎辭職，揭開了英國脫離歐盟後漫長灰黑歲月的序幕。直到後來當選首相的強森於2020年正式完成手續，才告別了英國與歐盟長達47年的夥伴關係。

於是，在脫歐後的這十年間，英國遭遇了嚴重的政經打擊。脫歐後喪失的人力自由流動，疊加 COVID-19 疫情爆發，暴露了供應鏈的極度脆弱性。由於海關新增的非關稅壁壘與嚴格邊境檢查，歐盟商品無法如過去般無縫進出英國港口，造成卡車司機與農牧人力嚴重短缺，超市一度出現缺貨潮；加上英國對歐洲的金融出口大幅下滑，倫敦金融城的領先地位遭受重創，金融服務業一片哀嚎。這場「慢速漏氣」般的體制陣痛，讓英國通膨率長時間高於西歐鄰國，成為拖累經濟成長的主要病灶。

前首相施凱爾（Keir Starmer）執政期間，雖然公開宣稱「不重新加入單一市場或恢復自由流動」以安撫國內保守勢力，但實際操作上仍不斷嘗試與布魯塞爾展開「關係重置」（EU Reset）談判。可惜英國經濟狀況始終不見起色，這不僅引發黨內逼宮致使施凱爾下台，也逼得甫上任的新首相柏南，不得不正式拋出考慮讓英國重返歐盟的議題。

重返歐盟之路是英國的長期陣痛與掙扎

然而，這條道路依然面臨著嚴峻的雙重考驗：在國內，極右翼與強烈脫歐派會將任何妥協抨擊為「對全民公投意志的背叛」，引發社會二次撕裂；在歐盟端，歐盟執行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及各成員國態度極為審慎，歐盟絕不允許英國「挑三揀四」（Cherry-picking）。若英國未來希望獲得更深度的貿易便利，勢必得在法規對齊、預算分攤，甚至是歐元與申根區等敏感議題上，做出重大妥協。

同時，如果英國真的想重返歐盟，是否需要再次舉辦公投？從法律面來看，身為內閣制國家的英國，並不一定需要透過第二次公投才能提出重新加入的申請。理論上，若工黨在下次大選中勝選，並將重返歐盟寫入政綱，即可直接向歐盟提出申請。但專家學者一致認為，在沒有民意直接背書的情況下，這項決定在政治上幾乎難以為繼；何況即使公投過關，返歐的後續談判就需耗時約四到五年，到可以正式加入，可能更需等待長達十年。

這使得重返歐盟的政治辯論再次浮上檯面。若再次公投且通過，柏南與工黨固然能繼續執政，但短期內恐難以享受到重返歐盟的經濟紅利，甚至得面臨黨內外的逼宮壓力；若公投未通過，柏南不僅可能被迫請辭，更會重創工黨在隨後國會選舉中的結果。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未來政治局勢都對新首相極為不利！ 在英國重返歐盟的抉擇與陣痛之中，最痛的恐怕正是首相柏南本人；柏南恐怕不得不接受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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