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市長盧秀燕國際論壇演說到台灣光復節 台灣最需要的不是歷史對抗，而是和平戰略

(鄒志中特稿)    從台中市長盧秀燕「T・W・N」（Trust信任、Worth價值、Nexus連結）到台灣光復節：台灣真正需要的是和平戰略，而非歷史對抗？為什麼歷史每年都變成戰場？台海和平已不只是兩岸之間的政治問題，更是牽動全球科技產業、國際供應鏈與美中戰略競爭的重大議題。當台灣半導體產業在全球人工智慧浪潮中扮演關鍵角色，台灣的安全就不再只是軍事部署與外交承諾的問題，而是如何讓國際社會相信：台灣不僅是全球經濟不可或缺的一環，也是有能力成為維護區域和平與穩定的積極力量。

台中市長盧秀燕日前應邀參與2026年「全球熱點圓桌會議」，以《台灣是和平的關鍵支點：變動中的美中關係—實力、穩定與責任》為題發表英文演說，提出以信任、價值與連結為核心的「T・W・N」論述。她強調，台灣面對美中競爭，應秉持不挑釁、不投降、做好準備的三原則，在強化國防實力的同時，保留兩岸對話空間。

這套論述值得關注的地方，不只是地方首長登上國際舞台，更在於它觸及台灣當前最迫切的戰略問題：台灣究竟只能被動承受美中競爭與兩岸對抗的結果，還是能夠透過自己的制度優勢、產業實力與政治選擇，增加避免兩岸戰爭的可能性？

這個問題，也恰好可以成為理解台灣光復節歷史爭議的另一個起點。

每逢10月25日，台灣社會都必須面對一個並未隨時間流逝而消失的問題：1945年的台灣光復，究竟應該被如何理解？它是中華民國接收台灣、結束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節點，也是中國大陸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一部分，也是今日兩岸各自建構國家認同時，反覆引用的歷史依據。

但歷史可以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卻不能因此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台灣既不能因為追求本土化的認同，就將1945年的歷史經驗從公共記憶中抽離；也不能因為強調民族歷史，就忽略台灣社會在戰後政治經驗、民主化歷程與身分認同上的深刻變化。

真正值得追問的是：當歷史逐漸成為兩岸政治對抗的另一條戰線，台灣能否在不犧牲民主制度、不放棄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建立一套既能面對歷史、也能處理現實的和平戰略？這不只是台中市長盧秀燕的國際演說應該回答的問題，更是賴政府、在野黨與北京都無法迴避的政治考驗。

為什麼「T・W・N」會在此刻出現？結構性壓力下的戰略語言需求

台中市長盧秀燕提出「T・W・N」（Trust信任、Worth價值、Nexus連結），並非偶然的個人發言，而是反映台灣在美中競爭加劇、兩岸互信持續流失下，安全論述出現結構性缺口的結果。過去台灣在國際場合多被定位為「民主前線」或「供應鏈關鍵節點」，強調的是「台灣若失守，全球將付出巨大代價」。這種論述有其現實基礎，卻也隱含被動性：台灣的安全依賴外部對「損失」的計算，而非自身主動降低衝突機率的能力。「T・W・N」試圖把焦點從「台灣的脆弱性」轉向「台灣的能動性」——台灣不僅需要被保護，也可以成為兩岸共同研發、共同生產、共同維護供應鏈安全的合作夥伴。

這正是為什麼這套論述會在此刻被提出。美中競爭已從貿易與科技延伸至軍事與價值層面，台灣若只停留在「被保護者」角色，就難以回答國際社會真正關心的問題：台灣能否為區域穩定作出貢獻？能否降低兩岸誤判風險？能否在強化台灣防衛的同時，保留兩岸對話空間？

「T・W・N」的三個層次，恰好對應這些結構性需求。信任處理的是互信不足與訊息失真；價值處理的是如何讓國際支持建立在實質貢獻而非同情之上；連結處理的是如何同時維持與民主夥伴的合作，以及與對岸的溝通管道。這不是口號，而是試圖回應「台灣只能被動承受結果」的困境。

「T・W・N」的國際影響：訊號、限制與可能的語言資源

「T・W・N」雖然出自台中市長盧秀燕，卻因其明確的戰略語言與對「防衛＋對話」並行的強調，具備一定國際討論空間。對美國與印太盟友而言，它提供了「台灣不再只是安全負擔」的訊號。美國推動友岸外包與供應鏈韌性，日本強化與台灣的非官方安全對話。若台灣能以半導體、精密機械、無人系統與資安技術具體參與防衛產業合作，就能降低「台灣只是被保護者」的刻板印象。「T・W・N」（Trust信任、Worth價值、Nexus連結）正好對應美國印太戰略中「能力建構」與「夥伴網絡」的語言。

對中國大陸而言，這套論述呈現雙重訊號。一方面，「不挑釁、保留對話」與「建立信任」的表述，可能被解讀為台灣內部仍存在降低對抗的意願；另一方面，「強化國防」「成為防衛產業合作夥伴」則可能被視為強化抗中能力、綁定美日同盟的訊號。在互信低落的氛圍下，北京較可能優先解讀後者，這凸顯台灣任何展現主體性安全戰略的國際發言，都可能同時被解讀為「尋求對話」與「強化對抗」。

對全球南方與中立國家，「T・W・N」提供了相對溫和、非零和的形象。它沒有直接挑戰敏感紅線，而是強調信任、價值與連結，較容易被接受為務實的安全與經濟論述。台灣在半導體供應鏈安全受關注的背景下，這有助於說明支持台灣穩定，不只是意識形態選擇，也是維護台灣自身經濟利益的務實考量。

然而，結構性限制同樣明顯。發言者層級決定了影響上限——台中市長盧秀燕演說可以創造話題，但無法直接改變美國國安體系的政策評估。政策延續性不足，則讓論述容易停留在「一次精彩發言」。台灣政治共識不足，更讓任何國際論述都可能被解讀為「台灣內部不一致」的證據。

儘管如此，「T・W・N」仍有中長期價值。它試圖把台灣的國家安全論述從「受害者／被保護者」轉向「有能力、有責任、有連結的和平行為者」。這種語言若能被中央吸收並與具體政策結合，就有機會逐步改變國際認知框架。更重要的是，它提醒台灣：在美中競爭時代，不能只問「美國會不會保台？」或「中國會不會打來？」，而應主動回答「台灣能為區域和平貢獻什麼？台灣又能如何降低誤判風險？」。

台灣光復節爭議：為什麼歷史成為政治工具？

如果說「T・W・N」回應的是未來如何面對世界，那麼台灣光復節的爭議，則反映台灣至今仍未充分處理的歷史問題。1945年，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10月25日，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在台北接受日軍投降，台灣進入中華民國政府的實際統治。對許多當時的台灣民眾而言，日本殖民統治的結束確實具有重大歷史意義。不能因為戰後台灣政治發展出現挫折，就否定殖民統治結束對當時社會的意義。

但歷史也不能停留在1945年。戰後接收過程中的治理失當、官員貪腐、經濟秩序混亂，以及1947年二二八事件與其後長期的政治壓迫，深刻改變了台灣社會對戰後政權的看法。對部分家庭而言，台灣光復不僅是結束日本統治的紀念日，也與後來的政治創傷、國家暴力及身分認同變化緊密相連。

這些經驗並不互相排斥。承認日本殖民統治結束的歷史意義，不代表必須美化戰後治理；正視二二八與白色恐怖，也不代表必須否定1945年的歷史轉折。真正成熟的歷史觀，應容許一個社會同時面對不同階段的歷史經驗。

然而，兩岸當前對光復節的論述，往往各自強調最有利於自身政治主張的部分。北京將其放在抗日戰爭與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框架下，並與反對台獨、推動統一連結。台灣內部則有人強調中華民國接收的歷史事實，有人著重台灣社會自身經驗，也有人從戰後國際法角度重新檢視相關文件。

這些差異並非單靠「兩岸本來就是一家人」或「兩岸互不隸屬」就能輕易消除。因為歷史認同不是行政命令可以決定的。當北京將1945年的歷史直接延伸為今日政治統一的正當性，部分台灣民眾就可能把歷史紀念理解為當代政治要求；當台灣內部有人為了凸顯主體性而淡化戰後脈絡，另一部分民眾也會認為這是選擇性處理歷史。結果是，原本可以透過研究與公共討論理解的歷史事件，反而成為政治陣營確認身分、排斥對方的工具。

歷史紀念最不應該發生的事，就是為了證明今天的政治立場正確，而讓昨天的歷史只剩下可以被選擇的片段。

制度出了什麼問題？從國際法到憲政體制的缺口

台灣光復爭議最敏感的部分，是《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與戰後條約如何影響台灣的法律地位。《開羅宣言》表達同盟國對日本戰敗後領土安排的政策立場，提及台灣及澎湖應歸還中華民國。《波茨坦公告》重申其條件必須實施。這些文件具有重要歷史意義，也構成中國大陸方面主張的重要依據。但若要進一步判斷台灣主權在國際法上的最終處理，就不能只引用其中一份文件，而必須一併檢視戰後實際接收、相關條約及其法律效果。

1951年《舊金山和約》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及澎湖的一切權利，但沒有明文指定接受方。1952年《中日和平條約》則處理中華民國與日本的戰後關係。不同政府與法律研究者對這些文件的解釋並不完全一致。

因此，嚴謹討論必須區分幾個不同問題：1945年由誰接收？此後由誰實際統治？同盟國提出了哪些政治承諾？戰後條約如何處理日本放棄主權的問題？今日實際治理、兩岸分治與國際承認又是如何共同影響台灣處境？這些問題彼此相關，卻不能簡化為同一個問題。

歷史文件可以成為政治論述的依據，但政治論述不能取代對文件、條約文本及法律效果的完整分析。這對北京與台灣內部各種政治力量都一樣重要。

同樣的制度缺口，也出現在賴政府如何處理台灣主體性與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關係上。民進黨長期強調民主化經驗與政治分治，這反映台灣社會在民主化後形成的認同。但台灣現行的憲政體制並非從1949年後突然出現。中華民國政府1945年接收台灣，1949年後遷台，歷經戒嚴、解嚴、終止動員戡亂、國會改選與總統直選，逐步發展成今日的民主制度。這段歷史既包含威權統治，也包含民主改革；既有制度延續，也有在地化與民主化的深刻變化。

《中華民國憲法》及其增修條文構成現行政治制度的重要法律基礎。憲法文字、法律規範與政府政策之間確實存在需要持續討論的問題，但這並不意味政府可以不經民主程序直接推導出特定政治結論，也不能只因為立場不同就迴避憲政所規定的權利、義務與程序。

賴政府真正需要回答的是如何在三個層次之間建立一致性：如何維護人民透過民主制度形成的政治選擇？如何在現行憲政秩序下清楚說明兩岸關係的法律定位與政策目標？如何在不犧牲安全與民主的前提下降低衝突風險？承認台灣社會獨特歷史經驗，不代表就必須否認中華民國制度的歷史延續；維護民主，也不代表必須放棄所有溝通可能。

北京的結構性矛盾與台灣的戰略選擇

北京面臨的問題，是如何讓對台政策真正產生爭取民心的效果。當北京以法律制裁或外交施壓處理台灣國際空間問題時，可能產生另一種政治效果：原本希望透過強硬手段維護兩岸統一的主張，卻讓部分台灣民眾更加擔憂自身選擇受到限制。

如果中國大陸的政策目標是爭取台灣民心，就必須評估以法律制裁或外交施壓處理台灣國際空間問題時是否真的增加了兩岸信任？爭取民心不能只看政策制定者是否相信自己合理，也要看政策對象如何感受。如果一方面強調兩岸融合發展，另一方面卻讓台灣社會認為國際空間正被壓縮，那麼這兩種訊號是否互相抵銷，就必須重新評估。

台灣同樣不能把和平寄託在美國，也不能把兩岸對話當成國家安全的替代品。美國是重要夥伴，但美中關係會隨全球戰略環境變化。台灣不能假設美國在所有情況下都會採取相同政策，也不能將國際支持直接等同於無條件安全保證。外部支持也必須建立在自身能力的基礎上。

真正需要的是兩者並行：一方面建立足以嚇阻衝突的防衛能力，另一方面維持可以降低誤判、處理危機的溝通管道。「不挑釁、不投降、做好準備」之外，還需要第四項原則：不放棄溝通。因為真正的兩岸和平戰略，是在維護自身安全的同時，盡可能建立可以管理衝突、降低風險的政治條件。

從口號走向政策：五項可檢驗的和平治理機制

如果台灣要從歷史爭議與政治攻防中走出來，就必須把和平從抽象價值轉化為可以執行、可以檢驗的政策。

第一，建立跨黨派的台海風險溝通機制。國家安全不應完全隨政黨輪替而改變方向。至少建立共同的風險評估基礎，避免重大危機時國內仍陷於資訊不透明與互相指責。

第二，建立有底線、有議程的兩岸對話。從海上意外、民航安全、災害救援、公共衛生等具體議題開始，逐步累積可驗證的合作經驗。對話不代表接受對方政治主張，也不應成為統戰或施壓工具。

第三，建立歷史教育與公共對話平台。光復、二二八、白色恐怖、民主化與兩岸分治，都應成為可公開研究與討論的課題。目的不是要求所有人形成相同結論，而是讓年輕人有能力理解歷史如何影響今日的制度與認同。

第四，把產業優勢轉化為更完整的國家韌性。不能只依賴半導體的國際重要性，而應強化能源多元化、關鍵零組件、資安、通訊備援與民生物流，並在兼顧技術保護的前提下發展防衛應用合作。

第五，建立可以定期檢驗的和平政策指標。定期公布危機溝通管道是否暢通、軍事與海上意外處理機制是否完善、民防與能源備援是否達標、供應鏈風險是否下降。讓和平不再只是選舉口號，而成為可監督的治理工作。

真正的考驗：能否容納不同歷史，而不放棄共同的未來

從台中市長盧秀燕的國際演說，到台灣光復節的歷史爭議，再到憲政論述與北京對台政策，可以看到台灣當前面對的問題，遠比單一政黨的選舉攻防要更加複雜。

台灣既要面對軍事與政治壓力，也要處理美中競爭可能帶來的政策變化；既要維護民主制度與國際空間，也要回答如何降低衝突風險。在這樣的環境下，歷史認同尤其容易成為政治動員工具。

無論是強調中華民國歷史、凸顯台灣主體性，或接受特定統一論述，都必須回答同一個問題：是否能獲得台灣人民的理解與支持？是否尊重台灣的民主程序？是否有助於降低兩岸衝突風險？又是否能帶給台灣更穩定、更安全的未來？

如果不能回答這些問題，再完整的歷史論述，也可能只是政治上的自我確認。真正的戰略主體性，不是拒絕所有外部影響，也不是把未來寄託在任何一個大國身上，而是有能力根據自身利益，選擇合作夥伴、設定政策底線，並為不同的未來保留必要的選項。

這意味著台灣必須同時做到：面對歷史而不選擇性失憶，維護民主而不排斥理性對話，強化國防而不把衝突視為必然，深化國際合作而不把外部支持當成唯一保障。

台灣不必在歷史與和平之間二選一

台灣光復節提醒我們，1945年的歷史仍然深刻影響今日的政治認同；台中市長盧秀燕的國際演說則提醒我們，台灣不能只停留在對過去的爭論，而必須思考如何面對未來。

歷史可以成為理解彼此的起點，也可能成為彼此對抗的工具。兩岸真正的差別，不只在於如何解釋1945年，更在於能否從歷史經驗中學到：政治權力的更替、制度的選擇與人民的生活，從來不能只由單一敘事決定。

台灣不必因為維護主體性，就否定所有與中國歷史的連結；也不必因為承認共同的歷史經驗，就放棄台灣民主制度與台灣人民自主選擇未來的權利。追求和平不代表必須放棄防衛，強化國防也不代表必須接受衝突不可避免。

真正成熟的兩岸和平戰略，應該讓防衛與對話並行，讓歷史研究回歸史料，讓兩岸交流建立在清楚的原則與制度之上，也讓國際合作成為提升自身能力的途徑，而不是取代自身責任的理由。

「T・W・N」可以成為這套戰略的起點，但不能只停留在國際論壇上的演說。台灣真正需要的，不是另一場誰的歷史比較正確的無止境爭論，而是一套能夠保護台灣人民、降低衝突、維持民主、拓展國際合作的國家戰略。

歷史可以有不同的解讀，民主必須保有選擇，和平則需要所有相關各方付出實際行動。在美中競爭持續、兩岸互信不足的今天，台灣不能只問自己站在哪一邊，更應該問：台灣是否有足夠的能力與智慧，讓台海不必成為美中大國競爭下的犧牲品？

這才是從台灣光復節走向台海和平，台灣真正必須回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