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杜邦運動四十週年記10】戒嚴體制下的突破口

楊渡/作家

總統府「怨」字行動後，鹿港反抗的聲浪並未停息。宣傳車的街頭演講，隨時在各村里之間舉行。很會台語演講的陳秀賢成為街頭英雄，到處宣講環保理念。把環保變成群眾運動，深入民間，在廟口、古蹟、菜市場口宣講，這大概是台北的生態保育學者所不敢想像的。

李棟樑也在台北舉辦座談會，邀請學界、政界、文化界的人來參加。陳映真有多次參加了座談，並在《人間》雜誌做了專題報導。反杜邦已成為一個不只是鹿港的環保運動，而是民間追求環保的共同的願望。它是一個擴散的力量。

1987年3月12日，杜邦公司終於宣佈：取消在彰濱工業區的設廠計劃。

宣佈的那一天，民眾主動在鹿港街頭放鞭炮。好像放了一整天，都不累似的，誰家聽到消息，就自己又跑出來放一把。

3月22日，鹿港居民辦了一場「還願遶境大遊行」，歡歡喜喜的民眾在古蹟龍山寺前集合，上香。那個曾打動無數人的古蹟黃昏，那個掛著「我愛肚兜，不要杜邦」標語的牆壁，那掛滿學生標語的圍牆，都成為美好的奮鬥的回憶。如今人們來龍山寺向觀世音菩薩還願。而後，遶境遊街，向鹿港支持的民眾致謝。

歡天喜地的鞭炮聲，祈福感恩的致謝聲，歡慶揮手的笑鬧聲，像歡樂的浪潮，淹沒了鹿港。

遶過文廟武廟。遶過不知多少座古蹟廟堂、多少紅磚老牆，遶過多少百年餅舖香燭老店，終於遶呀遶的，遶到了天后宮，眾人齊齊在廟前致意，一起叩首，向媽祖致上深深敬意，感謝媽祖保佑，終於讓鹿港拒絕污染，保有純淨鄉土，閤境平安。

這是最具有意義的還願。

沉靜的香火遼繞，李棟樑率領反杜邦的所有同志，父老耆宿、教師、書法家、漁會幹部、木工、雕刻師父、農民等等，所有信眾，兩三百人，一起燒上香，跪在神明前，合十叩謝。

反杜邦成功後，慶祝活動也結束了。大家回歸自己的工作。士農工商，漁民木工，教師編輯，詩人書家，自在崗位，各司其職。

李棟樑一樣當彰化縣議員。他的家，一樣是賣著香火的小雜貨店。

但有些人的生命，永遠改變了。

盧思岳離開學校教職，北上參加勞工運動，成為一個社會運動的街頭戰士。范振國離開學校，到人間雜誌擔任編輯，跟隨陳映真工作。鍾喬退伍後，先是到《人間》擔任編輯，後來參與《夏潮》雜誌的編輯，後來更組織劇團，從事民眾劇場的創作與編導。

因為反杜邦而齊集鹿港的各路英雄，就像古代的遊俠，抱著一種「大事已成，重歸江湖」的義氣，各自流浪四方去了。

反杜邦運動像一個時代變革的開端，打破了戒嚴時代的諸種禁忌。上街遊行、到行政院抗議，甚至到總統府陳情，所有政治壓抑下的社會抗爭禁忌，被破除了1980年代後期的社會運動，自此揭開序幕。自此而後，群眾開始湧上街頭，提出自己的訴求，包括勞工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原住民運動、女權運動等等。

毫無疑問的，反杜邦運動可以說是1980年代「變革的起點」。

從環境運動到社會運動，再延伸為政治上的成立民進黨，解除戒嚴，1980年代的台灣，用發自民間的社會運動，開始了社會「再結構」（Restructure）的過程。

反杜邦的過程中，我一直在《時報新聞週刊》工作。反杜邦報導之後，我陸續完成了「拆船廠的血肉長城」、「林園工業區」、「南部沿海地層下陷」、「核能電廠危機」等報導。為了這些題目，我常常往返高雄台北之間。鹿港是我的中間休息站。既可以去鹿港看看進展，和李棟樑談談近況，出出主意，也可以回台中和老友相聚。

事實上，報社大約也接到了一些情治單位對我參與反杜邦的報告，言談間有一點顧慮，又不能明說。但由於我報導的內容，在讀者閱讀率的調查上，總是名列前茅，編輯部對我特別包容。

總編輯王健壯總是開玩笑說，我是「筆鋒常帶感情」。

事實上，對我的生命來說，這是一段非常特別的日子。

我依著自己的計劃，進行調查採訪，是為了想弄明白一個課題：「台灣有沒有革命的社會條件」。一如毛澤東搞革命之前，先從事湖南農村調查一樣，帶著「文學革命青年」的激情，高喊激進的口號之後，我才發現自己根本不了解，台灣有沒有革命的社會基礎？我仍不明白，歷經1970年代的加工出口型工業之後，經濟高速發展，台灣的社會力已經改變，但它變成什麼模樣？台灣的農民、工人、漁民、學生、原住民，真的有起來推翻現有體制，把一切重新來過的思想準備嗎？

浪漫的口號無法取代真實的生活，我於是決定重新了解台灣社會力。

為此，我在報館的圖書資料室看了許多研究報告，擬定一些題庫：農民農村的變遷，漁民漁村的現況，工人與工會，環境污染，核能等等。

由於我在周刊不需要跑固定路線，因此得以把幾個主題研究好，弄清楚問題綱要，等到某一些時事出現，便可以立即進行採訪。例如菜價高漲，供需出問題，便可以去南部的果菜市場做調查採訪。

反杜邦，其實是我社會力調查的起點。在鹿港，我看見一個新興的社會力正在從最底層的民間社會爆發出來。那不是知識份子眼中的中產階級，也不是傳統左派的無產階級，而是農民、漁民、中產階級、文化人、地方議員等，共同發動起來的。

那是什麼樣的社會力？為什麼它會如此出現？它代表著什麼樣的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涵意？那是一種結構性變遷的開端嗎？

隨後的兩年間，我進行系列的採訪，從農村到漁港，從工運到各種社會運動，我試圖做「1980年代台灣社會力分析」。最終，寫成了《民間的力量》和《強控制解體》兩本書，試圖分析解嚴前夕，台灣社會脈動與衝突的根源、結構、矛盾的核心、以及將要走向何方。

當然環境問題仍是當時的重心。事實上，1986年6月反杜邦開始之前，我即已依著自己的採訪計劃，在高雄、恆春、花蓮、雲林等地採訪，其間幾度南下恆春，只為了等待一個核三廠的工人的回音，但一直沒有結果。

一直到1987年春天，為了核三廠可能關廠，這些建廠工人需要有人幫他們製作傳單，教他們抗議海報怎麼寫，白帶條怎麼製作，這才主動連絡上我。

多次的採訪後，我寫下核電廠一個工人死亡的故事，以及核電廠危機的報導，讓核三廠工人的故事廣為人知。

1987年3月12日，杜邦公司宣告放棄投資的時候，我己在籌備恆春的反核說明會。3月22日李棟樑舉辦完「遶境還願大遊行」之後，隔了幾天，3月27日，星期五，反核說明會就在恆春登場了。

李棟樑非常夠義氣，在我的邀請下，一起轉戰到台灣最南端。

他拿著麥克風，晚上九點多，站在恆春街頭，面對數百個全副武裝的鎮暴警察，齊眉長棍與盾牌陣列，在十二月寒冷的海風吹拂中，他依舊高亢的吶喊：「恆春人，自己要站起來。看我們鹿港人，用愛鄉愛土的心，自力救濟，改變了政府的政策。我們只有一個心願，祖先留給我們乾淨的土地，我們也要給子孫，留下乾淨的土地。」

那個媽祖廟前香火店的孩子，如此訴說。

我知道，來自土地的呼喚，來自民間的力量，已經開始要改變台灣了。

我想起鹿港海邊的老人家叮嚀的：「你們拿筆的人啊，就要幫拿鋤頭的人說出我們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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