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部長坐上「爐邊」：從政策宣示到深度對話的治理之道

LifeNews｜路遠遠

童振源 博士｜駐新加坡代表

「坦白說，我們現在做得還不夠好。」

說這句話的不是在野黨議員，而是新加坡國家發展部長、兼任金融管理局副主席的徐芳達。

10月9日，一級方程式賽車（F1）、米爾肯亞洲峰會與《富比士》全球執行長大會接連登場，國際企業領袖與投資人齊聚獅城。徐芳達在新加坡交易所的一場基金業活動中，與主持人對坐近45分鐘，從股市改革、金融監管、富人稅，一路談到移民與社會公平。面對提問與追問，他即席回應，不時坦承政府的不足。

這樣的場景在新加坡並不罕見。從總理、副總理到部長與政務次長，政府高層經常走進商會、金融機構、國際論壇、智庫與校園，以「爐邊對談」（Fireside Chat）的形式，直接面對企業領袖、專家學者與民眾。看似輕鬆，背後卻是一套值得觀察的政策溝通模式。

從正式講稿到兩張椅子

「爐邊談話」可追溯至1930年代的美國總統羅斯福。面對經濟大蕭條與銀行危機，他透過廣播以平易的語言向民眾解釋政策，建立信任。今日的爐邊對談形式雖異，精神相通：以對話取代宣示，以解釋取代照本宣科。

舞台上通常只有兩張椅子，一位主持人與一位受訪者，沒有冗長講稿。主持人可以追問，官員則必須即席說明政策的邏輯、限制與取捨。傳統演講告訴社會政府「決定做什麼」；爐邊對談則進一步解釋「為什麼這樣決定」。在新加坡，主持人多是銀行執行長、企業高層、媒體主管或智庫專家，能從市場與國際趨勢的角度提問，使討論超越政策宣傳。

十個月至少十八場公開對談

根據政府網站與主辦單位的公開紀錄，2026年1月至10月上旬，至少有12位政務官參與18場可查證的公開對談，閉門活動尚未計入。總理黃循財6月在新加坡報業俱樂部討論社會凝聚與人口政策，10月又在《富比士》全球執行長大會交流經濟前景。副總理顏金勇4、5月間接連出席Semafor世界經濟大會、新加坡海事週及星展銀行的對話。外交部長維文從華僑中學的高中生談到國際投資人；數位發展及新聞部長楊莉明則多次談人工智慧治理與美中科技競爭。

從議題看，地緣政治與外交最為頻繁，人工智慧與就業轉型是今年主線，經濟與社會政策次之。官員的討論也不侷限於主管業務：外交部長談AI與供應鏈，副總理在航運論壇談科技與人才，反映政府以跨部門角度說明政策。

徐芳達的45分鐘

徐芳達的對談正是一例。身為股市檢討小組主席，他將資本市場改革比喻為推動「飛輪」：沒有單一政策能解決所有問題，必須由政府與業界持續合作，讓各項措施相互強化。今年預算案將股市發展計畫資金由50億新元增至65億新元，並配合調降最低交易單位、調整上市審查、提供稅務優惠等措施。

談到與美國那斯達克交易所的雙重上市安排，他直言新加坡必須務實調整法規配合對方標準，而非期待那斯達克遷就新加坡。談到監管沙盒，他認為新加坡不能成為「牛仔小鎮」，但也不能因怕失敗而過度保守，不應要求每項試驗都成功。他也承認政府有時評估太久，不能總等到資訊完整才行動，也不能聽不進批評。

對談最後延伸至社會契約。徐芳達指出，收入最低的一至兩成人口每繳1元稅，約可獲得6至7元補助；收入最高的一成僅獲約1至2角。他支持累進制度，但認為不宜過度課徵富人稅，應鼓勵自願捐贈；對於高素質移民帶來的競爭壓力，他也坦承政府必須正面回應。

短短45分鐘，既有政策辯護，也有自我檢討。這正是爐邊對談的價值：讓外界不只看見政策結論，也能理解決策的思考過程。

REACH：制度化的公眾參與

爐邊對談多由民間機構主辦，著重深入解釋政策；政府另有制度化的公民參與機制REACH（Reaching Everyone for Active Citizenry @ Home），隸屬於數位發展及新聞部。其前身為1985年成立的民意回饋組，2006年改組後，從被動接收意見轉向主動接觸民眾，透過公開諮詢、政策對話、民意傾聽站、數位平台及公民審議等方式蒐集意見，供各部會參考。

2025年，REACH透過超過65場對話與活動，接觸近21萬名民眾。陳傑豪今年1月表示，REACH正從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橋梁，進一步促成不同群體間的對話與互信。

此外，新加坡國立大學政策研究所在預算案公布後邀部長座談，新加坡全球領袖網絡邀陳振聲、王乙康等部長與年輕專業人士對談，代交通部長蕭振祥也上播客節目談預算。政策溝通早已不限於國會、記者會或正式演講。

從政策宣示走向對話治理

新加坡的經驗顯示，政策溝通正從單向宣示走向雙向交流，再邁向多方溝通，讓參與者也能互相理解彼此立場。企業、學者與民間團體不只是政策接受者，也提供市場資訊與實務經驗，成為修正政策的資源。官員願意承認不足、說明取捨，並未削弱權威，反而累積信任。

良好的治理，不只在於政府能作出決策，更在於能清楚解釋決策、坦然面對質疑，並從社會回饋中修正政策。當部長走下講台，坐上兩張椅子中的一張，政府與社會的距離也隨之拉近，對話本身便成為公共治理的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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