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杜邦運動四十週年記9】總統府前高舉「怨」字

楊渡/作家

或許是我參與得太深，有關我與李棟樑結拜，對鹿港的影響力，終於在記者之間傳開來。當然杜邦公司的人也知道了。

有一天晚上，負責幫杜邦做公關的負責人打電話給我，直接表明了：「我們了解到您對鹿港的影響力，可否給我們一個機會，出來談一談。我們希望能讓您更了解杜邦公司。」

「談什麼呢？」我有點訝異。

因為我在鹿港的時間有限，最多隔個兩周去一趟，平常主要盧思岳、范振國在地方上幫忙。但不知道為什麼，或許是有人竊聽李棟樑的電話吧，他和我的交情，似乎情治單位和杜邦都知道了。

「談杜邦公司在美國對環境保護的原則與做法，我相信，以杜邦的信譽，應該會在台灣也會做得很好。杜邦是一個有信譽、負責任的公司。如果有可能，我們也希望請您到美國實地考察，讓您了解杜邦在環保方面的努力，它的歷史與信譽。」

他的態度非常誠懇，我知道，他們花了大把銀子，請工業局的官員、台灣的記者，去美國考察過了。可是這些記者的文字已經無法說服人，在總體對台灣污染現況失望的社會氛圍下，這些努力皆屬徒勞。

我有點訝異他們打電話到報館來，但仍坦率的告訴他：「鹿港反杜邦的事，現在已經變得很複雜。它不再是一件杜邦投資案，也不是經濟的問題，或環保的問題，而是和台灣的各種環境問題、社會問題、政治問題糾結在一起。它是一個總體問題的爆發，這已經不只是杜邦的事了。」

「啊？可是，可是畢竟影響到杜邦的投資，我們希望可以好好溝通。」

「那是民間社會的集體反應，我們談了也沒有用。」

我最後回絕了。

是的，在戒嚴體制下、在美麗島事件後的沈悶中，缺乏社會運動的當時，反杜邦等於為台灣壓抑已久的社會力找到一個出口。人們積累的社會不滿，期盼改革的希望，藉由環保這種非政治性的議題，開始有走上街頭的理由。再加上當時鹿港當地由廟宇、地方社團、民意代表所組織起來的力量，形像如此本土而溫和，與過去的政治運動完全不同，終於演變為影響全台的環境運動。

應該說，鹿港反杜邦運動所造就的不僅是環保，而是向整個長期受壓抑、不能集會遊行的戒嚴體制挑戰。

杜邦公司投資案，在這個社會裡，反而已不是個重要議題。或者更正確地說，對台灣社會而言，杜邦是一個特定社會條件下的「犧牲者」，它變成一個新時代來臨的「突破口」，是台灣社會的集體不滿的出口，當時真正的希望是帶起社會運動，而不只杜邦。要突破的，是戒嚴體制，而不只是環保。

參與鹿港反杜邦運動愈到後來，我心中愈明晰，這是一場可能改變台灣的社會運動。

而來到鹿港的各路人馬也愈來愈多。左的、右的、政客、學者、商人等。還好，李棟樑有一種土地公的個性，人人來，人人好，只要願意幫忙的，都是朋友。

1986年10月12日，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舉行成立大會。這是繼台中縣公害防治協會之後，第二個成立的反公害團體，鹿港舉辦盛大的活動。

李棟樑打電話特邀我去參加，還特別拜託我：「兄弟啊，你可不可以幫忙寫一下演講稿，今天來了全國重要的學者專家，他們要致詞，我是地主，新任的會長，不能漏氣啦。」

我只好使上自己曾經助選過、寫過台語講稿的「洪荒之力」，把稿子寫成通俗有力的台語，讓他在鹿港鄉親面前得了好幾次熱烈掌聲，覺得很有面子。結拜兄弟能做的，就是這樣。

成立大會之後，鹿港民心大振。參與反杜邦的公會、漁會、社團幹部都興奮得不得了。那一夜聚餐，社團幹部拉著盧思岳、范振國、鍾喬、翁志宗、蔡明德等來幫忙的老友，從鹿港的晚餐，喝到王功海邊的卡拉ＯＫ，再從海邊續攤到彰化酒家。

我後來僅有的記憶，是王功的海風非常涼快，一道小橋，一條河流，流向深沈幽暗的大海。海濤聲隱隱約約傳來，一波一波，讓人非常舒暢。我張開雙臂，面朝大海，迎風站立，感受海風微鹹的氣味，以及一種生命迎向海洋的自由與無限。

隨後，鹿港木工工會的阿男站我旁邊，我們帶著醉意，面向大海，一邊尿尿，一邊說：「男兒立志反杜邦，事若不成誓不還！」

然而，隨著反杜邦的深化，壓力也更加強大。而杜邦似乎沒有退卻的跡象。鹿港這邊，盧思岳他們已認知到杜邦的背後是美國政府，寫出「反杜邦就是反美帝」的傳單，直接點名美國才是關鍵。但台北的中央官員面對美國的壓力卻一點抵擋的承受力都沒有。

甚至李棟樑曾帶領六十多個鹿港鄉親，簽反對杜邦設廠的血書，去中華經濟研究院，要求參加在那裡舉辦的杜邦投資案討論，至少要讓被投資的鹿港人有說明自己立場的權利。但他們就是不讓他進入。

雖然蔣經國也知道了這件事，曾找了彰化縣長黃石城去談，當面告訴他，杜邦投資案一定會尊重鹿港的民意。

但鹿港人，或者說所有台灣民眾，在重大的污染環境下，對這個政府無力取締污染、保護百姓，甚至變成污染的共犯結構，已經不再信任。蔣經國的承諾也沒有發揮作用。

在這種情況下，李棟樑決定做出一件讓社會震驚的事。

1986年12月12日，深夜，我接到李棟樑的電話，他直接講明：「我是在公共電話打的，辦公室不方便。」

「有什麼事嗎？」我心知，他辦公室的電話已被全面監聽，他必有要事，且是不能被監聽到的事，才會如此緊急。

「你明天不要離開台北，我會北上。我們再約見面，你要等我電話。」

「好。」

「明天早上，等我電話。」他說完立即掛上電話。

我心中懷著忐忑不安。明知他會做出大動作，但我深怕他在血書之後，作了傷害自己的事。而我已經兩個星期沒有去鹿港，不知道他們那裡有什麼變化，會不會導致他的激烈化。然而。電話中不可能詢問，我只能靜靜等待。

次日上午十點多，終於接到李棟樑從頭份交流道打來的公共電話。（那時還沒有手機，緊急連絡也只能透過公共電話。）

他要我一個多小時之後，去中正紀念堂正門集合。我算了一下，差不多就是他們從頭份到達台北的時間。

我在中正紀念堂等待時，只見蔡明德、綠色小組也都接到通知來了。

不久，李棟樑帶領的七台遊覽車到達杭州南路，中正紀念堂停車場。那些鹿港街頭熟悉的面孔都來了。鄉親們高高興興的下車打招呼，三百四十幾個人，閒閒散散，抽菸的抽菸，喝水的喝水，男女老少，純純樸樸，一副南部鄉下人出來旅遊的模樣。。

隨後到達的，是兩輛轎車，幾個中壯年人緊張的跳下車，趕緊跟了過來。但他們並不來跟鄉親站在一起，只是警戒的在週邊觀望著，一看便知是跟監的便衣。

李棟樑匆匆跟我打過招呼，開玩笑指著便衣說：「他們也辛苦了，一路從鹿港開始跟，怕跟丟了，又怕出事。也不知道我們要幹什麼，只能緊緊跟著。」

「你們這一次有什麼計劃哦？他們怎麼這麼緊張。」

「他們怕我們來台北，把事情鬧大，他們就會被修理了。」他把我拉到一邊，附耳悄聲說：「你先知道就好，等一下看著，我們會有大動作。」

我說：「好。」

望著這些鄉親，我心中有些擔心，這麼老實的鄉親，能怎麼做呢？

然而，鹿港鄉親依舊嘻嘻哈哈，極是開心，站到中正紀念堂前，排排站，拍拍照，彷彿一群歡天喜地的南部觀光客，一點都沒有緊張的氣氛。

李棟樑跟他們歡喜笑鬧，叫這個站過來一點，叫那個帽子戴漂亮一點，叫大家：「要笑哦，拍緣投一點，回去給你老婆看，我們去了中正紀念堂。」

合照了幾個角度，也拍了「大中至正」的牌匾，李棟樑才高高興興的說：「走吧，我們去總統府旁邊的公園那邊拍拍照。」

他們沿著介壽路走，（後來才改名凱達格蘭大道），悠閒如散步，過了外交部，一直跟監李棟樑的偵防車上，跳下來一個警官大喊道：「你們要去那裡？」

「去總統府拍照啦！」李棟樑回喊。

轉到了貴陽街邊的介壽公園，李棟樑帶他們走進去，在公園裡的蔣公銅像前拍照。

公園不大，雖然是十二月，但天氣溫暖，何況這個公園位在總統府前面，旁邊是北一女中，北市府有細心照顧，一些樹枝修剪得整潔有緻，杜鵑花、茶花開得很漂亮。有個鄉親媽媽帶著好奇心議論說：「伊這台北人的花園，實在顧得很水喔！」

許多鄉親也開開心心的在花間拍照、合照。

人群慢慢移動，李棟樑引導他們說：「來，我們走到總統府前面去拍照。」

三百四十幾個人，慢慢走到總統府前的大廣場上，而且逐漸靠近重慶南路，接近總統府了。

這時候，總統府前的衛兵緊張的排成了一排，面向他們，嚴肅的舉起了槍。

「不許動！」一個聲音大叫。

一排槍正對著你，那是非常恐怖的場面。鄉親站在當場，沒敢動。

一個掛著連長軍銜的人衝了過來，大叫一聲：「你們知道在那裡嗎？」

「我們不知道。」李棟樑站上前，代表回答。

他是群眾之中，唯一穿西裝的人，那連長大概也看出來，他是帶頭的。

「你們知道這裡是國防要塞，闖入者，格殺勿論！」連長口氣肅殺的說。

「我們不知道啊。我們是鹿港來的鄉親，要來向蔣經國總統陳情。」李棟樑不慍不火的回說。

「陳什麼情？」連長聽到鹿港。再看看那些鄉親中不乏阿公阿嬤，口氣緩和了一點。

「我們鹿港人是善良、純樸、愛文化的人，我們不要污染的工業，我們只要乾淨的鹿港，所以我們不要污染的杜邦公司來鹿港設廠。我們要告訴蔣經國總統。」

「你們有陳情書嗎？」連長問。

「有啊，我們有一萬六千人的陳情書。我帶來了。」

「今天總統沒有上班，不能陳情。」連長說。

「那我們可以交給總統府秘書長蔣彥士嗎？」李棟樑知道蔣彥士，他是一個友善的文人。

「秘書長也不在。」連長說。

「那我們可以向誰陳情？」李棟樑執著的問。

「我進去請示一下。」連長說。

那連長迅速回去總統府報告後，跑回來說：「今天，只有值星官在，由值星官代表接受。可以嗎？」

「好。」李棟樑說。

「那你們派十個代表，一起進去交陳情書。」

李棟樑找了十個鄉親，和他一起，走向總統府正門，在門口的接待室，由值星官填了表格，接受陳情書。

李棟樑出來後，不知是熱還是緊張，全身冒著大汗。他穿著西裝，帶著群眾走回廣場，移向公園這邊。

這時，郭繁男和另外兩個男子提了幾個袋子，從北一女那邊走了過來。郭繁男是木工工會理事長，為人仗義正直，是個有勇有謀的漢子。李棟樑一開始就交待他，帶兩個人，提著那個重要的袋子，和他們保持不遠不近的距離，跟隨著行動，以免被抓了。

李棟樑和他交換一下眼神，郭繁男揚一揚眉，點點頭，李棟樑也點點頭，低聲說：「給他發下去。」

於是郭繁男從袋子裡拿出一疊紙板，紙板長寬約有一尺，四方型，黑底，中間用白字寫一個大大的「怨」字。

郭繁男給每個人發一張。另外，有人拿出準備好的一面國旗，一面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的會旗，以及寫著「民意」、「民怨」的黑底白字大板子，站在總統府前，三百四十幾個人排排站，成一個隊型，以總統府為背景，

「好，我們把牌子舉起來！」李棟樑下令道。

那舉旗的揮起了旗子，拿「怨」字的，舉起了牌子，一個三百多人的抗議陣型，在總統府前排開。

我和蔡明德站在前面拍照，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三百多人同時舉起「怨」字標語，剎那間出現在總統府前，那場面，是未曾有過的。

「好，我們轉過去，面對總統府。」李棟樑下令。

此時，李棟樑帶頭高喊：「我愛鹿港，不要杜邦」「我愛台灣，不要杜邦」。

這是國民黨統治台灣三十七年來，未曾有過的，大水沖到龍王廟，這簡直是造反了。而且造反造到了總統府。

這簡直太大膽，太厲害了！

李棟樑很節制，喊兩三次完成使命，拍過照，太陽太烈了。

「好，我們先撤退到公園邊的樹下，休息休息。」李棟樑指揮說。

人群撤退到公園旁邊的人行道上，幾個人安靜的在樹蔭下抽菸。

李棟樑眼看事情已完成，決定撤退，但他特別交待說：「咱鹿港的鄉親，咱鹿港人是愛鄉土，保護環境的人，所以咱們不要留下一片垃圾，一根菸蒂，所有的垃圾，都要清理乾淨帶走哦。我們要愛護地球。」

最後才帶著鄉親，再度走向中正紀念堂的方向。

這是一場完全不可能的行動。卻在鹿港鄉親沉靜、溫和的行動中，圓滿結束。

然而，這樣把三百多個群眾拉到總統府，會不會出事呢？他會不會被抓？難道他沒有想過後果？把群眾拉到蔣經國前面，拉到總統府，這是未曾有過的高度啊！

事情結束後，我特地問李棟樑：「你是怎麼做到的？」

「我事先就和鄉親預定了，要去台北做反公害之旅，順便去中正紀念堂玩一玩，拍照留念。他們都信任我，媽祖廟這邊的信徒也都信任我，跟著一起出來了。」

「他們不知道要去總統府嗎？」

「不知道。這個事前不能講，我一句口風都不敢露出去。我們這麼好的結拜兄弟，電話裡面也不能說啊，他們在竊聽。」

「那鄉親只知道要出來反公害之旅？」

「是啊，他們如果事先知道了，以後要追究起來是有責任的。如果他們都不知道，以後就可以說，是被李棟樑騙了。李棟樑說要帶我們去台北旅遊，誰知道他把我們帶去總統府。這樣他們不知情，就不會有法律責任。」李棟樑微笑說。

我覺得這個人的微笑有點過份，好像太樂天了，便說；「如果是這樣，那你知道，法律責任都是你一個人扛嗎？」

「我知道。要做這種大事，一定要有人扛責任。我既然要帶頭，當然是我來扛。」他自信的說：「如果你不敢擔責任，誰敢跟你走？」

這種做人的原則，比起我在台北看到的政治人物，簡直好太多了。

「那你是怎麼安排的，竟然可以這樣天衣無縫的讓他們把『怨』字拿出來，動作齊一，這太厲害了。」我問道。

「我已經悄悄安排很久了，我先叫人印好這個怨字標語，帶上車。早上出來的路上，我都不敢講，一句口風都沒露。他們誰也不知道。車子到了頭份休息站之前，我都不敢把怨字標語牌發下去。因為我怕我們在休息站的時候，那些便衣的會跟過來探聽，若有人說漏了嘴，情治單位會提早防備，我們就沒有法成功了。」

「一路保密，好厲害。休息站之後呢？」

「休息站之後，也沒說。我們就這樣下車，一路拍照，一路走向總統府。可是我安排了郭繁男，他很有膽識，而且為人敏捷，做事俐落。我安排他拿著怨字的標語牌，帶了另外兩個人，提著袋子，跟我們一起走，但他靠著北一女那邊的路上走，跟我們有點距離，才不會被發現。」

「那你們進去時，他不會擔心嗎？」

「會啊，我們都怕。但他很有膽識。照常等著。等我去總統府交了陳情書，出來以後，我才真正放心了。我對他使個眼色，叫他把那怨字標語牌拿出來，發給大家。也把國旗和防治協會的會旗，跟那大標語牌，一起拿出來。於是大家就把那牌子舉起來了。」

「剛開始的時候，你站在總統府前，一排憲兵把槍端起來，對著你，你不害怕嗎？」

「怕啊，很恐怖啊，如果掃射了，我對鄉親怎麼交待？」

「後來咧？」

「後來那個連長來說，嚇我一跳。國防要塞，格殺勿論。哇，我們都不知道這麼可怕。還好，我們說了要來陳情，就慢慢緩和了。」

「鄉親會怕嗎？」

「會啊。有人問，如果出事怎麼辦？我就說，如果出事，你們就說，都是李棟樑叫我們做的，你們去找他負責。」

「你們從總統府拿出來『怨』字，舉起來的剎那，實在太驚人了。一聲令下，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簡直天衣無縫！」我忍不住說。

「咱鄉親，實在是真配合，真感動！」李棟樑說。

「那一剎那，總統府的人一定沒想到啊。」我說。

「還好，我們都有準備陳情書。是來陳情的。」李棟樑微笑說。

「這會不會真的出事啊？」我忍不住擔心起來。畢竟抗爭抗到總統府，這是石破天驚的大事。

「不知道啊，」李棟樑用一種直率的態度說：「如果他們要辦，我們也沒辦法。可是，我們畢竟是用合法的方式來陳情的，非常守法的把陳情書送出去，他們也接受了陳情。應該不會有問題吧？更何況，我們的鄉親，在總統府前面都很守規矩，非常愛乾淨，連一根菸蒂都沒有留下。我跟他們說，我們要做環保運動的模範生。」

「好像也沒有違法。」我只好這樣說。

然而，把群眾帶到總統府前，公然把標語牌舉起來，三百四十多人，舉著怨字，那是多麼大的反諷。他們能忍受嗎？以前如果有人敢到總統府前舉牌，大概馬上被抓了。可這一次竟然平安撤退。

這可是國民黨來台灣以後，戒嚴體制下未曾有過的抗議行動，是台灣史上的第一次。李棟樑是不是太樂天派了？

還好，後來的結果顯示，蔣經國承受下來了。

從這件事，我也看到李棟樑縝密慎重的一面，他有媽祖廟的群眾基礎，卻也有木工工會理事長郭敏男，有陳情書的安排，也有合法合理的說詞。

因為這一群鹿港鄉親不是政治訴求，不是政治活動，而是愛護鄉土，訴求柔和，行動也完全合法，如果採取高壓政治的手段，恐怕會適得其反。

透過這一次行動，鹿港人把反杜邦的堅定意志，完完整整呈現在執政者的眼前。即使抗爭到總統府，也在所不惜。全台灣的人都聽到了。

整個過程，受傷最大的可能是鹿港的情治單位，因為未能防範於未然，甚至情報掌握完全失誤，讓總統府被突擊，被上級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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