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志中特稿) 當行政不副署、立法喊獨裁：台灣半總統制的老問題，為何在2026年爆發？台灣民主萬歲之後呢？台灣需要的是有能力處理衝突的憲政制度！台灣高科技笑哈哈、傳統產業苦哈哈：台灣經濟成長為何沒讓人民有錢？國慶典禮本應是凝聚國家認同的場合。賴清德總統以「山巔之城、地上的鹽、世上的光」描繪台灣願景，立法院長韓國瑜卻脫稿指出：行政院長卓榮泰拒不副署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律案，若總統無法化解行政、立法對立，外界恐將質疑台灣是「假民主、真獨裁」。韓國瑜同時提出「台灣安全、人民有錢、民主萬歲」三個願望，並主張保護中華民國、保護民主自由、維護美台關係、維護兩岸和平。
一場國慶演說，因此成為檢驗台灣憲政體制與政治文化的現場。真正值得追問的，不是誰在台上說了重話，而是：當行政與立法對法律合憲性與政策正當性各執一詞時，台灣是否具備足以化解衝突、維持制度運作的政治機制？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這場爭議所揭露的，就不只是一次朝野口角，而是台灣民主從選舉競爭走向治理僵局的深層危機。
為什麼會發生？半總統制下的結構性張力
台灣現行憲政架構屬於半總統制，總統由人民直選，行政院長由總統任命，立法院則掌握立法與預算權。當總統所屬政黨未能同時掌握國會多數時，行政與立法的緊張幾乎不可避免。這並非2026年獨有的現象，而是1997年修憲後制度設計後長期存在的政治張力。
憲法第37條規定總統公布法律、發布命令須經行政院長副署。行政院主張，副署權並非純形式程序，當法律涉及憲政疑義時，行政院有責任依法行使副署權，以維護憲政秩序；立法院則認為，三讀通過的法律若長期不被公布，等同架空國會職權。雙方都援引憲法，卻缺乏一套具有政治正當性與時效性的解決程序。
更深一層的原因在於台灣政治文化。過去數十年，台灣民主化的主軸是「選舉競爭」而非「治理協商」。政黨習慣以動員支持者、標籤對手、爭奪敘事主導權來界定勝負。當權力分立變成「誰能讓對方付出政治代價」，制度本身的衝突解決功能便迅速萎縮。國慶場合的尖銳發言，只是這種結構性張力的公開化，而非原因本身。
憲政制度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真正的制度缺陷，不在於行政與立法「有衝突」，而在於衝突發生後，缺乏合法、有效且具政治正當性的處理機制。
第一，副署權的憲法性質與行使界線從未被充分釐清。行政院認為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律違憲時，應採取何種程序？是否應即時提出具體憲法論證、爭點清單與替代方案？立法院如何在行使監督權時，避免侵害其他憲政機關的核心職權？這些問題長期停留在政治攻防層次，而非制度論證層次。
第二，缺乏固定的院際協商機制。重大憲政爭議往往在媒體高度關注時才臨時會商，缺乏明確議程、責任分工與後續追蹤。協商一旦失敗，便迅速回到「國會多數說了算」或「行政院有權守護憲法」的對立模式。
第三，民生預算與政治爭議未能適度區隔。即使朝野對重大法案無法取得共識，基本公共服務、地方建設、長照、教育與必要國安支出，仍不應成為朝野無限期僵局的犧牲品。當制度失靈的代價最終由人民承擔時，台灣民主的正當性便開始流失。
總統作為國家元首與執政黨政治領導人，具有其他政治人物難以取代的協調責任。這並非要求總統直接取代其他機關職權，而是要求其提出可讓各方坐下來談的方案，而非只要求在野黨接受行政院的解釋。同樣地，在野黨政黨若把所有行政決定都視為政治打壓，或以杯葛預算、全面對抗作為唯一策略，也同樣無助於憲政秩序的恢復。
台灣朝野對立不能只要求對方退讓，而必須共同回答：朝野政黨各自願意在哪些程序上接受約束，又願意在哪些政策上尋求妥協？台灣需要的不是沒有衝突的民主，而是有能力處理衝突的民主。
歷史、政治與社會脈絡如何形塑今日的局勢？
台灣民主化的歷史，是從威權轉型走向競爭性選舉的過程。1990年代以降的修憲與直選，確立了人民主權的原則，卻也留下半總統制下行政、立法權限重疊的制度空隙。2000年後的政黨輪替經驗，讓「勝者全拿」與「全面對抗」的政治邏輯逐漸成為常態。
政治上，認同分歧與兩岸議題高度敏感，使政策辯論容易被轉化為忠誠測驗。社會層面，半導體產業的全球地位帶來出口與財政實力，卻也放大了產業與區域發展的落差。青年世代面對的薪資、住房與成家壓力，進一步削弱了對「總體數字繁榮」的信任。這些脈絡彼此交織，使得一次國慶演說的爭議，迅速被放大為「台灣民主是否名實相符」的質疑。
兩岸和平不能只靠軍事嚇阻，也不能只靠善意想像
立法院長韓國瑜韓國瑜提出的四項主張中，維護美台關係與維護兩岸和平必須同時存在。台灣需要足夠的自我防衛能力，也需要降低誤判與危機失控的溝通機制。
一個有韌性的和平戰略至少包含三層：
第一層是維持足以防止武力脅迫的防衛能力，包括國防投資、後備動員、民防整備與關鍵基礎設施保護。國防預算增加不應自動等同於安全程度提高，政府必須說明優先順序、交貨進度與實際戰力形成。
第二層是建立可持續運作的危機溝通管道。軍事嚇阻能提高衝突成本，卻不能取代溝通。可從漁業、航運、環境、公共衛生、災害救援等具體議題著手，在政治環境緊張時維持基本聯繫。
第三層是以穩定、可持續的政策降低政治誤判。兩岸政策不應只在選舉期間被當作動員工具，政府應定期向國會說明風險評估、危機情境與資源配置原則。
真正成熟的和平戰略，不是選擇相信誰，而是建立一套即使各方互不完全信任，仍能避免戰爭的制度。
經濟成長創造國家實力，卻不會自動讓人民富裕
立法院長韓國瑜讓「人民有錢」的願望，點出了高科技與傳統產業、出口數字與家庭所得之間的落差。台灣在半導體、資通訊與AI供應鏈中的地位值得珍惜，但AI科技產業的成功不等於所有產業同步受益，出口增加也不代表每一位勞工都能獲得相應薪資成長。
政府應改變產業政策的思考方式，把生產力提升、薪資成長、技術擴散與勞工轉型納入同一套評估架構：
– 推動中小企業與傳統產業的AI轉型，提供共同技術服務、數位診斷與人才培訓，檢視是否真正提高生產力與工作品質。
– 讓產業補助與勞工受益建立清楚連結，要求接受重大補助的企業揭露生產力、薪資與培訓指標。
– 依地方產業條件推動區域型轉型，而非每個縣市都複製科技園區。
– 建立產業轉型與勞工保障的連動機制，讓職業訓練直接連結新職務，而非只以結訓人數為績效。
台灣青年焦慮是所得、住房與成家風險的交織
真正決定台灣青年生活品質的，往往是薪資能否跟上生活成本、住房是否負擔得起，以及工作與家庭能否兼顧。政策應從一次性補貼轉向長期生活支持：提高可負擔住宅供給效率、建立從托育到學齡階段的連續支持、讓職涯政策與產業升級真正連結，並以實質薪資、租屋負擔、就業穩定度等指標檢驗成效。
從國慶政治攻防走向國家治理：跨黨派改革清單
台灣需要一份可追蹤的改革清單：
1. 建立憲政爭議處理時程，列出爭點、法律依據與替代方案。
2. 建立兩岸風險管理的定期報告機制。
3. 推動產業轉型的成果問責，納入薪資與勞工訓練指標。
4. 以可負擔生活作為青年政策核心。
5. 形成跨黨派最低限度的共同目標與透明績效指標。
立法院長韓國瑜的「台灣安全、人民有錢、民主萬歲」與賴總統的「山巔之城、地上的鹽、世上的光」，看似不同語言，實際上都指向同一個問題：台灣究竟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台灣民主必須落實為權力受到約束、不同意見受到尊重、憲政爭議有制度可循；和平必須落實為具備防衛能力，同時保有溝通管道；經濟繁榮必須落實為產業有升級機會、勞工有合理報酬、青年能夠安居立業。
國慶典禮終會結束，政治人物的掌聲與批評也會散去，但台灣人民每天仍要面對工作、住房、家庭與未來的不確定性。台灣需要的，不是一場讓某個政黨贏得掌聲的國慶演說，而是一套讓台灣人民不必在民主與效率、和平與安全、經濟成長與生活品質之間被迫二選一的治理制度。
這份考卷，最後不是由哪一位政治人物評分，而是由台灣全體人民用自己的生活與未來，給出最佳、最有韌性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