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川習會」到「兩岸人心共同體」：誰主張和平，誰就必須提出避免戰爭的辦法

(鄒志中特稿) 140億軍售延後不是「賣台」證明，卻是台灣必須正視的結構現實？兩岸和平與強制可以同時存在？大陸民調給台灣的冷靜提醒？美中尋求戰略穩定，台灣卻可能面臨新的戰略考驗？當大國開始盤算如何管控彼此的競爭風險，台灣究竟是能夠參與塑造局勢的行為者，還是只能等待別人公布結果的當事者？

2026年9月23至25日，美國總統川普與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華府舉行的會晤落幕後，台灣關注的問題並未消失。 2026年10月上旬，包括路透社在內的多家外媒持續報導，川普政府仍延後批准一筆約140億美元的對台軍售案。台灣駐美代表俞大㵢則強調，台美關係依然穩固，並指出可信的嚇阻需要及時交付與有效運用防衛裝備。這項發展無法證明美中已經就台灣達成任何交易，卻再次提醒台灣：台美安全合作雖然重要，外部政策仍可能受到美中大國關係與整體戰略考量影響。

這才是「川習會」真正留給台灣的考題。

每逢美中領袖會面，台灣政治攻防總會迅速陷入熟悉的問題：美國會不會賣台？北京是不是取得新的外交空間？執政黨是否仍能確保美國支持？在野黨主張的兩岸交流，究竟能不能降低戰爭風險？這些問題都值得討論，但如果台灣的戰略思維始終停留在猜測大國領袖的密談內容，就很難真正掌握台灣自己的命運。

美中尋求戰略穩定，不代表競爭已經結束；美中大國恢復溝通互動，也不代表台灣的利益必然與雙方一致。真正值得台灣警惕的，不是把每一場峰會都解讀成台灣遭到出賣，而是台灣是否已經準備好，在美中關係變化時維持台灣自己的判斷能力、危機管理能力與政策選擇空間？台灣不能只問美國會不會保護自己，也不能只期待兩岸交流自然帶來和平。更根本的問題是：除了強化國防與深化對美合作，台灣能否提出自己的台海風險管理方案？除了批判北京的軍事壓力，台灣是否也能建立可執行、可檢驗的兩岸和平政策？

當美中開始討論如何管控競爭，台灣更不能只等待別人決定自己的下一步。

美中開始尋求戰略穩定，台灣不能只當旁觀者

美中競爭具有深刻的結構性因素。從科技、貿易、關鍵供應鏈到軍事安全，雙方仍有重大矛盾。然而，競爭與全面對抗並不是同一回事。即使彼此不信任，美中競爭大國仍可能透過談判、溝通與規則的安排，降低衝突失控的風險。這正是台灣必須理解的「戰略穩定」。

「戰略穩定」不是彼此突然產生信任，更不意味著雙方已經解決所有核心分歧，而是在競爭持續存在的情況下，仍然設法建立最低限度的危機管控機制。對台灣而言，這種變化既可能帶來機會，也可能形成風險。台灣機會在於，美中若有意降低衝突風險，台海就可能獲得更大的危機管理空間。風險則在於，當美中大國為了維護整體關係而調整政策時，台灣的利益未必自動成為美中談判的優先事項。

這並不是認定美國必然犧牲台灣，也不是推論北京必然透過美中峰會取得對台政策成果，而是國際政治中必須正視的現實：任何國家的政策，都受到自身利益、國內政治與整體戰略考量影響。因此，台灣既不能因為美中展開溝通互動，就認定自己必然遭到拋棄；也不能因為台美關係密切，就認為美國的每一項政策選擇必然與台灣利益完全一致。

台灣真正成熟的戰略，應該同時具有防衛能力與對話能力。防衛能力，是讓任何一方不能輕易以武力改變台海現狀；對話能力，則是讓雙方在分歧仍然存在時，保有溝通、協商與降低誤判的管道。只有防衛、沒有對話，兩岸可能陷入不斷升高的安全困境；只有對話、沒有防衛，和平也可能缺乏必要的支撐。台灣需要的不是二選一，而是讓防衛與交流形成相互支撐的政策組合。

對美不能躺平，對陸也不必永遠零和遊戲

台灣的安全與經濟，都與美國政策密切相關；另一方面，中國大陸既是台灣無法忽略的鄰居，也是兩岸軍事衝突風險的直接來源。這種處境要求台灣保持戰略自主，而不是把所有政策選擇簡化為親美或親中。

美國是台灣重要的安全與經貿夥伴，台美關係具有實質價值。但美國的政策仍會受到美國利益、國內政治與全球戰略考量影響。美國可以支持台灣，也可能在其他議題上與北京直接談判；可以要求台灣強化自我防衛，也可能在不同時點調整外交與軍事政策的節奏。因此，台灣不能把美國的每一次的政策調整都直接解讀為背叛，也不能把任何安全承諾都視為永久不變。

同樣地，兩岸交流也不能只用親中或反中的標籤判斷。中國大陸的軍事壓力、政治制度差異與對台主張，都是台灣必須嚴肅面對的現實；但這些現實並不意味著台灣必須拒絕所有的和平交流，更不代表雙方只能以敵我對抗處理分歧。

這裡必須區分兩件事：反對以武力或脅迫改變台海現狀，與拒絕所有兩岸交流，並不是同一回事。台灣可以堅持民主制度與自主決策，也可以在維護國安、保障個人權益的前提下，推動文化、教育、經貿與民間交流。兩岸交流不應成為要求台灣接受特定政治結論的工具，也不應被政府一概視為安全風險。真正有主體性的兩岸政策，應當是對外維持必要的兩岸合作，對內保有民主社會的多元討論，對中國大陸則在清楚的國家安全底線之下，持續尋找可以降低衝突風險的空間。這才是有能力選擇，而不是被迫選邊。

兩岸和平不能只靠嚇阻，更需要兩岸人心共同體

台灣絕大多數民眾希望「維持現狀」，但「維持現狀」不是一個永遠不變的答案。兩岸對「維持現狀」各有不同的歷史理解、政治立場與利益考量。當雙方都試圖將「維持現狀」推向對自己有利的方向，「維持現狀」就必須依靠持續的政策選擇與危機管理，而不是單純期待局勢自行穩定。

問題是，兩岸政治協商困難，軍事風險卻不能因此被擱置。兩岸政治制度與價值觀存在差異，台灣社會的主體認同也已經深刻改變。在缺乏政治互信的情況下，直接要求雙方就最終政治安排展開協商，現實上存在巨大門檻。然而，兩岸政治協商困難，不等於兩岸人民往來也必須停滯；兩岸政治分歧無法立即解決，也不代表兩岸和平只能等待某一天的政治突破。

這正是「兩岸人心共同體」具有意義的地方。所謂「兩岸人心共同體」，不是要求台灣人接受北京的政治主張，也不是要求大陸人民放棄自身的歷史理解，更不是預先設定兩岸必須走向統一或其他特定終局。它的核心，是承認彼此存在差異，卻仍然願意透過真實接觸，理解對方的社會、生活、恐懼與期待。

兩岸自分治以來，雙方的政治制度、社會經驗與生活環境各自發展。當彼此對對方的理解，只剩下軍演、政治口號與社群媒體上的片段訊息，就容易把對方想像成單一、固定而且充滿敵意的群體。這種認知落差雖不會自動引發戰爭，卻可能讓兩岸危機更難處理。當雙方無法理解對方真正的底線與社會心理，任何兩岸政策變動都可能被解讀為敵意升高，任何偶發事件也可能在兩岸政治動員中擴大衝突與對立。

因此，建構「兩岸人心共同體」，不是以交流取代政治協商，而是為政治協商創造較有利的社會條件。台灣需要讓更多人有機會認識真實的大陸，包括其經濟發展、社會變遷、青年生活與內部問題；大陸也需要理解今日台灣的民主制度、地方認同、社會多元，以及年輕世代對自由、生活方式與未來的想像。真正的兩岸交流，不應只停留在參訪、合照、簽署合作文件或統計人次，而應讓兩岸人們有機會持續往來，建立可以跨越政治風向的人際關係。兩岸和平不必等到所有兩岸政治爭議解決後才開始。正因為政治爭議短期內難以解決，兩岸人民之間更需要保留接觸與理解的空間。

民調揭示的不是和平共識，而是和平與強制並存

「兩岸人心共同體」不能只建立在美好想像之上，也必須正視雙方的政治心理。美國卡特中心與埃默里大學合作的「China Pulse」研究於2026年10月2日公布一份中國大陸民眾對台灣問題的調查。調查於2026年4月16日至2026年6月26日進行，共訪問2,500名中國大陸成年受訪者，採配額抽樣並加權處理。這是中國大陸民意研究，不是台灣民意調查，解讀時必須注意其抽樣方法與調查範圍。

該研究顯示，83％受訪者支持加強兩岸文化交流，82％支持促進兩岸貿易，72％支持讓台灣民眾更容易赴大陸工作與居住，約三分之二支持兩岸官方就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方案進行談判。這些數字值得重視。它們提醒台灣，大陸社會並非只有網路上最激烈的民族主義聲音；兩岸交流、經貿與和平協商，同樣具有一定的民意基礎。

但如果只引用這些數字，就把調查解讀為大陸民眾普遍反對武力，也是不完整的。同一份研究指出，51％受訪者認為對台使用武力只會使兩岸問題更加惡化；但在「台灣正式宣布獨立」的特定情境下，77％支持攻擊金門、馬祖，59％支持海上封鎖，56％支持經濟制裁，還有約四分之一支持全面軍事攻擊台灣本島。

這反映出一個不能忽略的現實：支持兩岸交流與談判，並不代表放棄對台採取強制手段的可能；和平意願與民族主義立場，可以同時存在。研究也發現，川普與習近平2026年5月會面前後，部分受訪者對使用武力的態度有所變化，但這並不代表美中峰會已經被證明造成特定民意轉向。研究採重複橫斷面設計，而不是追蹤同一批受訪者的縱貫研究；相關變化應視為值得觀察的關聯，而不是確定的因果關係。

因此，台灣既不能把大陸民眾一概視為支持武力的敵人，也不能因為民調顯示支持兩岸交流，就低估北京的政策立場與軍事風險。民調的價值，不是替任何一方證明自己早已相信的結論，而是讓台灣看見兩岸民意的複雜性：中國大陸可以希望兩岸和平，也可能在特定政治情境下支持強制手段。這也是「兩岸人心共同體」必須採取務實路線的原因。它不能假設彼此已經沒有敵意，而是要在敵意仍然存在時，尋找可以降低風險的合作空間。

歷史與認同不應成為互相否定的政治武器

兩岸和平的另一個障礙，是歷史與身分認同經常被當成政治攻防的工具。從「中華民國」的歷史，到1949年兩岸分治，再到1971年聯合國「中華民國」代表權的變化，「中國」究竟指涉歷史文化、國家名稱、政治政權，還是個人認同，經常在公共討論中被混為一談。

有人認為，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就等於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有人認為，強調台灣認同，就必然否定「中華民國」的歷史。這些二分法無法完整呈現台灣社會的認同光譜，也讓歷史問題更難進入理性的討論。

首先，國籍、文化背景、歷史認同與政治忠誠，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一個人可以認同台灣社會，也可以重視「中華民國」的歷史；可以具有華人文化背景，同時堅持不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也有人主要認同台灣，不認同「中國人」這個稱呼。這些不同的選擇，都應該在民主社會中獲得尊重。沒有人應被迫自稱中國人，也沒有人應因為自稱中國人，就被直接指控效忠北京。

其次，「中華民國」的歷史不應成為政黨可以選擇性取用的政治資產。談到二戰歷史時，應依據相關歷史文件說明當時的政治與國際背景；談到今日台灣的民主與政治自主時，也不能因為歷史認同具有爭議，就要求所有人採取同一種身分表述。1949年形成的兩岸分治，是理解今日兩岸關係的重要歷史背景，但不能將所有現代政治與法律爭議都簡化成單一歷史事件的結果。

同樣地，1971年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處理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問題。決議原文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並決定將蔣介石的代表逐出聯合國及相關組織。至於這項決議對台灣地位具有何種法律意義，各方仍有不同解釋；因此，不能不加區分地將「中國代表權」與「台灣」的地位爭議視為完全相同的問題。

真正成熟的歷史觀，不是要求所有人接受同一個答案，而是允許不同世代、不同地區與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從歷史中形成自己的理解，同時承認其他人的存在。對中國大陸而言，如果希望真正理解台灣，就不能把台灣社會的多元認同簡化為是否接受統一；對台灣而言，也不能把歷史認同變成判斷一個人是否忠誠的政治測驗。歷史可以討論，認同可以並存，兩岸政治歧見也可以繼續存在。兩岸不必先對所有歷史問題達成一致，才能開始降低兩岸衝突風險。

從交流到制度：台灣需要一套可執行的和平戰略

「兩岸人心共同體」不能只是一個動聽的概念。若要讓它成為實際的和平政策，就必須建立可以執行、可以檢驗，也能承受政治變化的制度。

第一，建立兩岸危機溝通的最低限度機制。即使官方政治對話尚未全面恢復，也應設法透過既有管道或可接受的安排，降低海空意外、軍事活動與突發事件造成的誤判。溝通不等於讓步，更不代表放棄原則，而是避免任何一方因資訊不足或錯誤判斷，將局勢推向無法收拾的方向。

第二，讓兩岸交流從短期活動轉向長期關係。兩岸青年、教育、文化、宗教、觀光與產業交流，都應鼓勵持續性合作，而不是只追求人次與活動場次。台灣青年應有機會在充分掌握風險與權益的前提下，認識中國大陸的社會與職場；大陸民眾也應有更多機會接觸台灣不同地區、不同世代與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兩岸交流應有清楚的安全規範、個人資料保護與權益保障，也應避免被政治宣傳或不透明的利益安排操控。只有讓參與者能自主判斷，兩岸交流才可能累積真正的信任。

第三，對話必須跨越政黨與認同界線。中國大陸若只與原本就支持兩岸交流的人互動，便很難理解台灣社會的整體變化。對台灣主體認同較強的群體、民進黨支持者、對中國大陸抱持疑慮的青年，以及地方社會與專業團體，都應成為兩岸交流與對話的對象。同樣地，台灣政府也不應把所有兩岸交流都視為政治風險。涉及國安的活動，應依具體風險採取透明、比例適當的管理，而不是以模糊的政治標籤取代個案判斷。

第四，恢復政府間對話，建立可持續的議題清單。兩岸民間交流可以累積理解，卻無法取代政府處理公共權力與安全問題的責任。兩岸可以從相對可行的議題著手，例如旅遊與探親安排、經貿爭端處理、學生與專業人士往來，以及海空突發事件的通報方式，逐步建立可持續的溝通程序。台灣執政者應提出具體、可受檢驗的兩岸對話條件；中國大陸也應正視台灣現行政治體制與社會民意，避免將兩岸交流建立在要求對方先接受特定政治結論的前提上。

第五，讓國防與和平政策同步前進。追求兩岸和平，不代表可以忽略軍事威脅。台灣仍須維持必要的防衛能力、民防韌性與關鍵基礎設施安全，並透過透明的政策說明，讓兩岸社會理解國防支出與安全需求的關係。但防衛的目的應是保護人民、維持自主決策能力、降低遭受武力脅迫的風險，而不是把軍事對抗本身當成兩岸關係的終點。國防安全與兩岸對話不是相互排斥的政策；真正負責任的政府，應同時準備應對最壞情況，也積極避免最壞情況發生。

第六，建立政策成效的檢驗機制。兩岸政策不能只靠領袖談話或短期政治聲量評估。政府可以定期公布交流的持續性、民眾參與情況、危機溝通管道的運作、突發事件處理成效，以及民眾對兩岸風險的認知變化。透過這些指標，才能判斷政策究竟在降低風險，還是在製造更多不信任。和平戰略不是一場沒有終點的政治表演，而是一項必須持續檢驗的公共政策。

誰主張兩岸和平，誰就必須提出避免戰爭的辦法

「川習會」之後，台灣最不需要的，是再一次陷入「美國會不會賣台」與「兩岸是不是應該統一」的二選一辯論。前一種論述容易把所有安全問題都化約成對美國的信任，後一種論述則可能把和平交流與特定政治終局綁在一起。兩者看似立場相反，卻都可能忽略同一個問題：在美中競爭持續、兩岸政治歧見仍然深刻的情況下，台灣究竟要用什麼樣的制度與政策，避免一次軍事意外、一場政治誤判，或一輪不斷升高的對抗，將整個社會推向難以挽回的危機？

這是執政者不能迴避的責任。台灣有權要求中國大陸停止軍事威脅，也有責任強化國防、民防與關鍵基礎設施韌性；但如果執政者認為「維持現狀」是台灣目前最重要的選擇，就不能只說明如何嚇阻戰爭？也必須說明如何避免戰爭？兩岸危機發生時有沒有溝通管道？兩岸對話要以什麼條件恢復？兩岸民間交流如何在維護國安、保障個人權益的前提下持續進行？這些問題不能永遠以「對方不願意」作為政策的終點。

這也是在野黨必須接受的檢驗。主張兩岸交流，不等於只要開放往來就能換得和平；強調歷史文化與共同情感，也不能取代對軍事風險、政治制度差異及台灣民意的正面處理。若兩岸交流不能保障參與者的自主與權益，不能建立持續的兩岸互信，也不能提出面對危機的具體機制，那麼兩岸交流就可能淪為另一種政治表演。

至於中國大陸，更不能一面要求台灣人民相信兩岸和平的可能，一面又以軍事壓力迫使台灣接受特定政治結論。真正的和平意願，必須表現在降低軍事脅迫、尊重台灣社會的多元性，以及願意與不同政治立場的人進行實質對話。沒有這些行動，再多的「兩岸一家親」的論述，也無法消除台灣社會的疑慮。

因此，「兩岸人心共同體」不應成為任何一方要求對方接受自身政治主張的工具。它應該是一項更嚴格的政治承諾：即使彼此認同不同、制度不同、對未來的想像不同，也不把戰爭當成解決分歧的正常選項；即使短期內無法達成政治共識，也不放棄建立危機溝通、民間交流與公共議題合作的機會。

台灣可以維持對美國的安全合作，可以反對北京的軍事威脅，也可以拒絕任何違反民主程序、損害台灣自主的政治安排。這些立場並不妨礙台灣同時尋求降低兩岸衝突風險。台灣真正的戰略自主，不是對美國保持距離，也不是對北京釋出善意就算完成任務，而是在外部壓力之下，仍然有能力判斷自己的利益、提出自己的方案，並承擔政策的結果。

從「兩岸人心共同體」這個角度來看，「川習會」不是台灣命運已被決定的證據，而是台灣必須檢驗自身戰略能力的時刻。執政者不能只用「抗中」證明自己的安全立場；在野黨不能只用「交流」證明自己的和平立場；北京也不能只用「同胞」或「一家人」的語言，取代對台灣民意與安全疑慮的回應。三方都必須拿出可以被檢驗的具體行動。

台灣需要的不是一場永無止境的忠誠測驗，而是一場真正的政策競爭：誰能在維持防衛能力的同時，建立更有效的兩岸危機管理？誰能在堅持自身原則的同時，保留更多兩岸對話空間？誰能讓台灣人民在面對美中競爭時，擁有更多選擇，而不是更少選擇？

誰主張兩岸和平，誰就應該說清楚如何避免戰爭；誰主張嚇阻，誰也應該說清楚如何防止嚇阻失效。這才是「川習會」之後，台灣朝野真正應該開始的政治大辯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