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總統蔡英文在美西時間8日出席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舉辦的論壇，以「新聞標題之外的台灣：台灣如何用民主建構韌性」為題發表演說。包括前美國國務卿萊斯、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戴雅門及智庫學者和研究員、史丹佛大學學生參與。蔡英文表示，台灣能夠提供的不只有半導體和科技，任何威脅或脅迫都不會動搖台灣參與並為世界做出貢獻的決心。
以下為蔡英文致詞全文：
今天很榮幸來到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跟大家見面。
首先，我要感謝 Larry Diamond 教授和 James Ellis 上將邀請我來到這裡，讓我有機會和這麼多傑出的學者、專家、政策工作者以及學生齊聚一堂。
我必須說，大學一直在我心中占有一個很特別的位置。我最早是從學術工作開始自己的職涯，而我人生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時光，就是在大學裡擔任教授。每次回到大學校園，總會讓我想起很多美好的回憶。也提醒我，為什麼我一直深信，大學在培養未來的領導者這件事情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創立至今，胡佛研究所也一直延續著這種對學習、反思，以及培養下一個世代的重視。因此，今天在這裡思考民主所面對的挑戰、歷史能夠帶給我們什麼啟示，以及我們的社會如何共同打造一個更和平、更有韌性的未來，是非常適合的。
當大家談到台灣，通常會想到半導體、AI革命、我們和中國的關係、衝突的可能性；好吧，有時候也可能會想到珍珠奶茶和小籠包。這些議題都很重要。但在這些引人注目的新聞標題背後，是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我們在比許多國家更艱困的環境中建立了民主。這段經驗塑造了今天的台灣，也持續影響我們面對未來的方式。
這些年從政，包括我擔任總統的時候，有些人會形容我「很無聊」。我其實從來沒有特別介意。今天這場演講，我也會盡力，不要讓大家覺得他們說得沒錯。
但是，在政治越來越兩極化、挑釁往往比克制更容易吸引注意的時代，「無聊」一點，有時候反而是有用的。尤其當你的責任，是確保台灣的安全，同時找到足夠的共同點，讓民主可以繼續往前走。
今天的民主，同時面對來自外部和內部的考驗。來自外部的威權干預，變得更精密、也更具侵略性；而內部的民粹與政治極化，也讓民主社會即使面對明確的外部威脅，都更難形成一致的回應。
這樣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和網路越來越成為主要的溝通及資訊工具有關。不久以前，我們還相信，網路可以擴大溝通、資訊取得和公共參與，進而強化民主。但後來我們逐漸發現，把人連在一起，不代表人們就更容易取得共識。網路降低了溝通的成本，卻沒有降低建立共同理解的成本。有時候，它甚至讓形成共識變得更困難，因為製造分化的言論，往往比促進彼此理解的資訊傳播得更快。
我們對全球化，也曾經有過類似的期待。我們相信，更緊密的經濟整合可以帶來更廣泛的繁榮，進而鞏固民主的穩定。但當發展的成果分配不均時，經濟與社會的分歧，反而逐漸成為政治不滿以及民粹情緒的重要來源。
民粹往往來自長期累積的不滿，包括經濟上的不安全感、快速的社會變遷，以及人民越來越覺得民主制度無法回應一般人的需要。當這些不滿長期得不到回應，就可能成為政治極端主義滋長的土壤。因此，民主制度必須透過有效的治理，證明自己仍然有能力回應人民的關切、改善人民的生活，即使有時候必須做出政治上非常困難的決定。
此外，人工智慧的進步，也降低了語言的障礙，讓跨社會、甚至跨國操作資訊變得更容易，進一步加劇社會分化。懷有惡意的行為者，尤其是來自外部的勢力，會利用社群平台散播錯假訊息，在人民彼此之間、社會與政府之間，甚至國家與國家之間製造裂痕。
政治極化讓民主國家在最需要團結的時候，更難一起行動。我們的對手很清楚這一點，也因此利用假訊息和其他形式的干預，進一步加深分裂、削弱制度。
隨著民主倒退在世界各地出現，威權政府也越來越有信心，認為自己有能力調整、彼此合作、追求擴張性的目標，並且干預民主社會。
台灣的經驗帶給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民主的韌性，其中一個關鍵，就是能不能維持某種共同感。這是我的法律訓練教給我的事情。法律不只是要我們辨認彼此的差異，也要我們去尋找大家共同擁有的東西。
民主讓我們有不同意見的自由，甚至可以有非常深的分歧。但當一個社會陷入高度極化時，我們也必須問自己：我們之間，還共同擁有什麼？尋找共同點，不是要消除政治上的差異，也不是要求每個人都抱持相同的看法。而是要保留足夠的共同理解，讓我們即使意見不同，仍然有辦法一起行動。在這一點上，我認為台灣有一些很有意義的經驗，可以跟世界分享。
幾十年來，台灣一直承受外部壓力，國內的政治競爭也非常激烈。這些經驗教會我們，如何在保護民主的同時，維持制度的開放以及社會的韌性。
台灣的選舉可以競爭得非常激烈，投票結束之後，政治上的分歧也不會因此消失。但是，有一條最基本的底線，是我們大家共同擁有的，那就是民主。選舉結束之後，每個人回到自己的位置，制度繼續運作。即使彼此仍有不同意見，當國家面對重要問題的時候，我們還是會找到一起合作的方法。這些經驗，讓台灣累積了很多關於民主韌性的實際經驗，也可以跟今天面對類似壓力的其他民主國家分享。
民主有時候很吵、也很混亂。但重要的是，在真正需要的時候，人們願意一起形成共同的力量，也願意保持彈性、尋找共識，共同面對來自內部或外部的挑戰。這或許就是我們所說的「民主韌性」。
台灣知道，韌性是怎麼建立起來的。因為我們的民主，就是經過長時間的調整、協商和共同努力，一步一步走出來的。過去數十年，政治改革曾受到限制，也有人因為表達不同意見而遭到監禁。但是，台灣最後還是從威權統治，走到1996年第一次總統直選，再一步一步成為今天充滿活力的民主社會。這段轉型的經驗教會我們，如何面對非常深的政治分歧，同時不讓這些分歧阻礙民主繼續往前走。這段經驗，也持續影響台灣今天面對壓力的方式。
民主韌性不是一天形成的。每一次困難的問題，都在考驗我們的制度能不能正常運作、人民能不能參與，以及社會能不能找到足夠的共同點，繼續往前走。
而每一次成功處理這些挑戰，也會讓人民對民主制度更有信心。
在我擔任總統的2016到2024年之間，台灣也從不同面向強化韌性。國防支出增加超過八成，同一期間GDP成長將近四成；我們也投入更多資源，強化不對稱戰力以及關鍵基礎設施。
我的繼任者賴清德總統，也持續強化我們的國防能力，以及經濟和社會韌性，特別是透過全民防衛動員署，強化後備訓練以及全社會的準備。同一時間，台灣也持續強化對網路威脅和資訊操弄的防禦，並且和公民社會及國際夥伴密切合作，共同因應假訊息與境外干預。台灣也努力降低對單一市場或單一供應鏈的過度依賴，同時和理念相近的經濟體建立更緊密的夥伴關係。
我們的高科技產業，尤其是半導體，不只是全球供應鏈的重要一環，也是人工智慧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基礎。跟每一個民主社會一樣，台灣也有自己的分歧，也有很多困難的辯論。但同時，我們經常面對天然災害，也持續承受外部威脅。這些經驗讓台灣社會形成一種很深的理解：有些時候，我們必須暫時放下彼此的差異，一起面對問題。而每一次台灣成功走過一項挑戰，我們的社會就會變得更有韌性，也更有信心面對下一次挑戰。
這樣的韌性，是台灣一次又一次透過民主制度，處理困難、甚至高度爭議的問題所累積出來的。過去，台灣曾經面對許多高度分歧的議題，包括年金改革、婚姻平權、義務役役期、疫情危機的處理，以及兩岸關係。
這些問題都曾經造成真正的意見分歧，有些甚至引發很大的政治和社會阻力。但我們一直努力的方向，是在民主制度裡處理這些分歧，而不是讓分歧癱瘓整個國家。我們做過最困難的政治決定之一，就是公務人員年金制度的改革，因為當時整個制度的財務已經難以永續。
改革的過程付出了很大的政治代價，但透過溝通、說明和調整，我們最終還是有辦法處理一個不能再拖下去的問題。婚姻平權，則以另一種方式造成台灣社會的分歧。但是，在司法院大法官作出解釋之後，政府透過民主程序，加上社會上大量的辯論與溝通，把一個高度爭議的社會議題轉化成法律，也讓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
國防則是另一項困難的考驗。延長義務役役期、增加國防投資，都意味著面對改變中的安全環境，人民必須承擔更多成本；同時，政府也必須為這些決定接受人民的監督。
COVID-19 疫情，則考驗了國家另一套不同的能力。台灣直接吸取2003年SARS的經驗，很早就開始強化邊境與公共衛生措施，也大量運用透明的資訊溝通和數位工具。我們長期累積的社會信任，讓政府可以在危機中要求人民合作、保持克制。原因是人民可以取得資訊，例如每天的記者會，不只提供最新資訊，也直接回答民眾有時候非常尖銳的問題。這是一種透明的治理方式，也讓人民能夠檢視政府究竟在做什麼。
在民主社會裡，危機能不能被有效處理，很大程度取決於人民對制度是不是有足夠的信任，願意一起採取行動。處理兩岸關係，也需要同樣的準備與克制。
長期面對中國的壓力，讓台灣變得更有韌性，也更務實。
台灣人民對未來兩岸關係應該如何發展，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們已經形成一個共識，就是維持兩岸現狀、避免不必要的挑釁，同時清楚表明，台灣會保護自己的民主和安全。克制不應該被誤解為軟弱。克制的目的，是避免誤判，同時讓台灣有空間繼續強化自己、維持和平。這些經驗彼此非常不同，但背後有一個共同的方法。
韌性，就是有能力回應變化、承受政治和社會壓力，也能夠做出困難的調整，同時不放棄民主程序，也不讓分歧癱瘓整個國家。這些議題彼此都很不同，但放在一起，就讓我們看到台灣民主韌性是怎麼形成的。它來自我們一次又一次面對分歧、做出困難的調整，再找到方法一起往前走。
台灣的政治競爭可以非常激烈，我們的爭論有時候也真的很大聲。但是，我們心裡其實一直有一個很深的共識：面對影響所有人的問題，我們共同有責任去解決。這種共同感，來自台灣的歷史和經驗。
我們生活在一個經常有地震、颱風、公共衛生危機，同時民主又持續面對外部威脅的地方。這些經驗讓我們形成一種共同理解：有些時候，政治上的差異必須先放在一旁，大家一起行動。
疫情期間，我們看過這樣的台灣。每一次天然災害發生後，我們也都會再次看到，即使政治立場很不一樣的人，也會立刻站出來互相幫忙。2025年台灣東部發生重大天然災害之後，數萬人投入災後復原，就是這種集體行動最好的例子之一。這也是為什麼，我對台灣面對未來挑戰的能力，始終有信心。
我們的社會過去已經經歷過很多困難的考驗，而每一次成功走過一項挑戰，都會讓台灣的韌性再增加一層。
今天，世界帶給民主國家的挑戰比過去更加複雜。從政治極化、資訊操弄，到經濟不安全感以及外部脅迫，台灣也無法置身事外。但是，台灣過去的經驗讓我有信心，我們的社會還是會繼續辯論、繼續調整，最後找到一起解決問題的方法，就像我們過去一次又一次所做的一樣。而我們在這個過程中累積的經驗，也不只對台灣重要。今天，越來越多民主國家正在面對相同的壓力，這些經驗對他們也越來越具有參考價值。
談到台灣時，大家經常先問：「為什麼台灣重要？」但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問題是：「台灣可以為民主社群做些什麼？」而台灣能夠提供的，不只有半導體和科技。我們的經驗，也教會我們如何保護選舉、維持社會信任，以及建立政府與公民社會之間的合作。
我們並不是要提供一個完美的模式。但是，台灣過去面對的很多挑戰，今天其他民主國家也正在經歷。網路攻擊、假訊息、供應鏈中斷，以及民主制度承受的壓力，都可能進一步影響區域穩定以及全球經濟。所以，跟台灣合作，不只是在幫助台灣。也是在一起強化一個更廣泛的和平、貿易、科技以及民主合作體系。台灣已經準備好參與這項共同的努力。
我們願意成為一個有經驗、有能力，也有經驗可以分享的夥伴。我們正處在全球秩序深刻轉變的時刻。許多過去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現在都正在受到考驗，也正在被重新定義。在這些不確定之中，有一件事情應該非常清楚：民主、韌性以及夥伴關係，是我們共同未來的基礎。而無論面對多少威脅或脅迫，都不會動搖台灣持續參與世界、為世界做出貢獻的決心。
台灣不希望大家只因為我們所面對的危險，或外部威脅，而認識台灣。我們也希望世界看見，台灣人民共同建立了一個什麼樣的社會。
這些年，不論挑戰有多困難、彼此的差異有多深，我們一直知道，我們仍然共同承擔一個責任，就是找到彼此的共同點，一起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我擔任總統時，也是抱著同樣的信念。或許，這真的讓我看起來有一點「無聊」。但有時候，懂得克制、有耐心，也願意在彼此的差異之中尋找共同點，正是一個領導者最需要具備的能力。
最後，我要再次感謝胡佛研究所舉辦今天的活動，也謝謝各位願意撥時間來到這裡。台灣有很多很好的大學。未來，如果在座有些朋友決定到海外求學或從事研究，我也希望你們可以考慮來台灣。來認識台灣人、吃吃我們的美食，也親自看看台灣的民主，是怎麼在日常生活裡運作的。
非常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