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雨亭（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前文〈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台灣言論管制的困境（之二）〉，談到被警總查扣的1983年3月《八十年代》（月刊）第32期，其中〈美國的臺灣政策〉、〈美國重估中共政策〉是查扣的主要原因，這兩篇文章皆摘譯於China Policy for the Next Decade（《未來十年的中國政策》）報告文集。這篇文章繼續談的是蔣良任的〈美國重估中共政策〉。由於分析的是43年前美國對中國與台灣的看法，對照今天的形勢，美中台三方的基本結構與價值觀變化不大，而美中實力對比變化很大，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
試析川習會與兩岸關係要素
川普與習近平在本年（2026）9月24日在華府見面，川普給予高規接待，習近平在招待酒宴上的講話亦頗得體。從這一點看，我認為習近平任內武力攻台的機會很小，因為習近平個人聲望、中國共產黨以及所治中國的地位，此際皆達到了歷史高峰，在這樣的光環縈繞下，中共若突然發動武力攻打台灣，引發美國嚴重關切，與國際關係破裂，甚至爆發東亞戰爭，不論勝負，留下的問題不易收拾。計算下來，絕對得不償失，也就是說，現在在檯面上所擁有榮光與資源都將失去泰半，所得與所失，不成比例，中共是唯物論者，這是客觀實際問題，不能感情用事。
雖然如此，共產黨本身具有長期歷史與革命性質的理念（idea）、價值觀（value）、願景（vision）、思考邏輯與做事手段和非共者經常不同，甚至大異其趣，因此我以上依常理的推論未必可以施用於中共的決策範疇。漢娜 • 鄂蘭（Hannah Arendt）說：「布爾什維克黨的決策者隨時可以彈性運用其認定的教條，突然跟資本主義結合在一起，終止任何存在的階級鬥爭，而不會動搖其基層幹部的信賴感。」（《極權主義》，中研院蔡英文譯，頁147）二戰期間蘇聯和中國共產黨在這方面的彈性運用皆非常靈活。1940年代，中共在延安一直嘗試與美國保持良好關係，美國方面相信中國共產黨是和平的土地改革者，加上蔣介石強硬處理史迪威事件，引起美國軍方上層不滿，國共內戰時期，美國對國民黨消極支持，國民黨失敗和這兩件事很有關係。
如果沒有意外，中共攻打台灣是遲早問題，我們的焦點應放在如何延後戰爭，事先如何與中共溝通，戰爭過程中如何因應，以及戰後如何治理殘局。我建議首先明確目標：「如何延後戰爭」。然後思考如何和共產黨溝通，其他因素如美國、日本的支持，反而不能是主體性要件，因為美、日隨時可以因為其考量需要而選擇退出或參與兩岸事務。
與共產黨溝通，我建議需注意三件基本原則：
第一個原則，對於共產黨承諾的事情，不能一廂情願，在一開始就需將這個風險把中共考慮進去，並且做好準備，英文叫contingency plan，備用計畫，管理學上說的Plan B；
第二個原則，嘗試理解與學習共產黨的心理與言行，從他們的處境、願望與思考模式來考慮事情，在這個基礎上和他們交流與協商，效果會好很多，如果僅憑我方的想法去溝通，除非中共的實力處於低潮，十之八九要出問題；
第三個原則，給對方留情面，莫惡言相向，中共非常要面子，如果直接批評，他們很難接受，但是私下誠懇勸告，往往會有一些效果，但也不能寄望太高，因為共產黨的個人受組織規範力很大。
這三個原則，對台商在大陸經商與交友也很重要。近年來中共和民進黨關係越來越壞，雙方在立場與願望上差異太大，經常交相指責，短時間內看不出改善可能，長此以往，戰爭的起火點就在不遠之處。所以我這三個原則主要是提供給執政的民進黨參考。原則上，我認為民進黨在應該堅持的地方強硬，但是還是要保持溝通的管道，避免雙方的誤判。而且應尊重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傳統關係，不能凡事都把國共善意對話皆視為「賣台」。
另一方面，近年來民進黨驕縱之氣太大，視立法院如無物，中央行政權幾乎為所欲為，這相當程度影響了民進黨與支持者產生目空一切的態度。民進黨應注意其只是在台灣這一小地方稱王，警惕自己受到井底之蛙的局限。我認為如果民進黨今年在台北市長、新北市長勝選，就是民進黨失敗的開始，因為驕兵必敗，盛極必衰。我要是民進黨，立刻在台北市長選戰中戰略性退選，保留餘地。
另外，這次川習會，習近平並未帶來事前宣傳的中國十大企業家，此間似未見深入報導。我認為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是大陸上的大型企業沒有例外，接受共產黨控制，董事會中有黨方代表董事，企業內設有黨組，這是公開的事實。如此，對於這些企業來說，其決策自主性無法如民主國家企業靈活，一旦讓他們和西方企業搭上線，日久自由化的要求是必然的。因此，除非中共真正開放民營企業發展無界限，大陸企業永遠是黨領導下社會主義體制的一環。
▲1983年3月《八十年代》（月刊）第32期，〈美國重估中共政策〉談到〈美國重估中共政策〉，其中有幾個重點：
第1，美國不應再把中國當作是永遠的敵人，而應該當作是一個土地廣大，人口眾多，有特殊的政治和文化，它在複雜的國際秩序中，扮演獨立的角色。由於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中國永遠不可能形成像英國、日本與美國之間的親密關係，美國無法使中國依賴美國，中國一定要走獨立自主的路子；
第2，中國過去十年（1972－1982，中共走過文革風暴，筆者註）的變化反映出中共領袖的品質與成熟，1. 在朝鮮半島上，扮演穩定的力量；2. 促進東南亞國家地區安定；3. 沒有過度擴張現代化計畫，而使其合乎實際；4. 嘗試了解西方的商業技藝，也不忽略本身勞力密集的資源；5. 意識形態不同卻表現出實際的態度，發展出「政黨對政黨」、「人民對人民」、「國家對國家」等不同層次的彈性關係；
第3，在美國與中國改善關係的第二個十年（1983－1993，筆者註），美國宜將重心從軍事戰略上防蘇轉向經濟發展，使中國成為國際經濟體系和法律體系的一員；
第4，中共的外交政策環繞三條主軸，安全感、現代化、獨立性。安全感即避免和蘇聯與美國的戰爭，收復台灣及在亞洲維持權力平衡；現代化則需與西方保持關係；獨立性指在美蘇中保持獨立，爭取第三世界的地位；
第5，由於中蘇對峙，蘇聯的海軍無法在中國沿海整補，一旦戰事爆發，蘇聯太平洋艦隊可能被堵在鄂霍次克海。中蘇對峙使中共對北韓造成牽制，有助於朝鮮半島的均勢維持；
第6，美國必須維持在東亞和太平洋的力量，使中國與其它盟邦相信美國有決心防衛這個地區的秩序；
第7，美國需與中國形成某種防衛性合作，但是並不達到正式聯盟的程度，不能對蘇聯產生挑釁的感覺，同時必須考慮到日本、南韓、台灣、東南亞國協的安全利益，且應事先與這些國家密切諮商；
第8，美國與中國應進行官方的軍事協商會議，交換情報、參觀軍事演習、交換
軍事教育，海軍互訪等軍事交流等事宜。
〈美國重估中共政策〉這份報告內容廣泛豐富（尤其是英文全文），由於篇幅只能摘錄其中一小部份。由此我們可以看見美國人敘述事情的特質，就是自信心強、涵蓋面廣、限制性小、有利於公開思考、討論。其中有幾個方面值得思考：
第1，戰後80年來，美中台三方的基本結構變化不大，這是美國方面刻意維持的局面，至今美國政策的主軸仍是保持平衡，但是中方的實力改變極大，美中台三方結構漸出現失衡現象；
第2，當時文革後七年，全國百廢待舉，中國當時經濟實力不足，中共並沒有表現出「一面倒」美國，堅持獨立自主，殊為不易。早年（1949）毛澤東宣佈向蘇聯「一面倒」，迷信蘇聯的工業、農業社會主義成功生產模式，移植到中國卻不適用，吃了大虧，後來中蘇關係破裂，爆發珍寶島戰役，中共逐漸轉向美國。
事實上，解放前，中共領導層中不少人如陳毅等即主張在美、蘇間保持平衡，美國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一直等待和中國共產黨新政權建交，並承諾給予中國戰後重建的協助。當時國民黨政府已撤到廣州，毛澤東基於意識形態仍然選擇唯一蘇聯的道路。毛澤東這著棋一著錯全盤錯，繞了三十年，1979年和美國建交，中國共產黨的中國現代化才真正開始，當時毛澤東已過世兩年多。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進行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四個現代化」目標，注意1978年12月16日，美國總統卡特宣佈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是十一屆三中全會開會前兩天，這絕不是巧合。另外，我們要注意珍寶島戰役，某個角度是中共打給美國看。之前美國外交與情報單位分為兩派，一派認為中蘇關係瀕臨破裂，另一派懷疑中蘇在演戲，中共了解狀況後，在珍寶島完整部署，「自衛反擊」蘇軍，中共以弱擊強，這場仗打得不錯，美國刮目相看，確定中蘇分裂，決心聯中禦蘇。
針對珍寶島事件，當時的蘇聯外長葛羅米柯說：「我們最大的損失並不在於同中國關係惡化，而在於把中國推向美國一邊，使美國的勢力強大起來，現在蘇美關係正處於一個交叉路口，誰得到更多的國際力量支援，誰就會占優勢，我們一旦抓不住這個機會，使美國在外交上占主動，那麼，整個20世紀70 年代仍是美國獨霸天下的時代。」（潘進章，〈中共發動珍寶島事件的潛因探討〉，陸軍學術雙月刊Army Bimonthly，2010年2月號，頁34）；
第3，在台灣，中華民國政府與國民黨領導層沒有嘗試在美國、蘇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大集團中保持獨立自主，值得深思。美國在1972年尼克森訪問北京，以及1979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後，一直在觀察國民黨是否會聯蘇。雖然坊間流傳蘇聯曾派代表進入台灣，然從歷史來看，蔣介石、蔣經國都沒有採取聯蘇政策。讀者可以想像如果1972年美國和中共簽《上海公報》，日本片面與中華民國斷交，台北就和莫斯科交換辦事處，國民黨會不會增加其喊價籌碼？讀者假設自己是當年的國民黨領導層，會不會這樣考慮這一著險棋？或者1969年中俄爆發珍寶島戰役後，國民黨先下一手棋，主動與中共聯繫，倡導中國民族主義，國家統一，美國介入變成後手棋，國民黨的歷史會不會改寫？
尼克森當年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發表文章，認為美國應調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共的關係，國民黨大為緊張而無所作為，兩年後的1971年迎來退出聯合國。我認為國民黨長年保持守局（少數優秀表現之一是九二共識，極具開創性），不敢創新，終至演變成今天動輒得咎的處境，主要緣於國民黨的性格過於保守，其次是兩蔣以後，國民黨一直沒有出現英主型領袖，帶領突圍，中國諺語說「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就是這個道理。
結 論
對於大西洋會議中國政策委員會東亞訪問團，各國菁英急於了解美國的看法，希望予以批評、建議、補救與改變美國的政策，如此美方是受益者，所制訂的政策建議，多有實在根據，美國政府（白宮與國會）可以採信。而美國媒體競爭激烈，其政治評論文章與訪談內容若不實在深刻，製作單位與作者兩三下就被淘汰，美國政府對媒體的重視，遠超過其他國家。因此，建議期望領導中國偉大復興的中國共產黨，應參考美國集思廣益的做法，廣開言路，廣納賢才，聚天下英才共治之。同樣，康熙皇帝通過科舉考試吸納天下英才，為大清盛世奠定了深厚的基礎，都具有開放遠望的格局。（圖片作者提供）
2026年10月6日，台北陽明山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