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誰教孩子為自己負責？／魯云湘

魯云湘（政策與戰略研究人員）

近期教師身故事件接連受到關注。面對生命逝去，首先應避免在事實尚未釐清前，替個案尋找單一原因。家庭、工作、健康、人際關係與個人生命經驗，都可能影響一個人的身心狀況；不能僅因當事人具有教師身分，就逕自將死亡歸因於家長、學生、學校制度，或特定政治人物。

個案不能任意推論，但教育現場承受的壓力仍值得正視。《親子天下》2026年教師幸福感調查回收5,412份國中小教師問卷，95.3%表示感受到工作壓力，59.3%表示未來五年內想離開教職；若排除年資逾20年、可能涉及退休因素者，比例仍有52%。主要壓力來源依序為學生行為與情緒問題、家長投訴或申訴風險，以及親師溝通與非理性要求。這項調查並非隨機抽樣，不能直接推估全體教師，卻足以反映部分第一線教師的處境。

教育現場的壓力也不只存在於教師端。依教育部113年《各級學校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分析報告》，當年度學生自殺、自傷共通報19,909件、20,271人次，近三年每十萬學生通報人次亦呈增加。這些數字是校安通報人次，不能直接視為自殺死亡人數，也可能受到通報制度與通報意識改變影響，但學生的心理與情緒支持，顯然同樣是不能忽視的課題。教師感到疲憊，部分學生也正在面對自己的困境；教育問題不能簡化成「老師管不動孩子」，也不能化約為教師、學生或家長任何一方的責任。

然而，孩子進入校門以前，教育早已開始。生活習慣、待人態度、情緒控制、尊重界線，以及犯錯後是否願意承擔後果，都不可能完全交由學校從頭教起。《家庭教育法施行細則》對親職教育的定義，也包括增進父母或監護人了解應盡職責及教養知能。家庭教育不是學校教育的附屬，而是孩子最早接觸的教育。

但把問題全部歸咎於家長，同樣過於簡化。兒福聯盟2026年針對783名育有未成年子女母親的線上調查顯示，在有工作的受訪者中，30.2%認為工作安排使其難以履行家庭義務；66.3%認為有孩子後，生活幾乎沒有時間與彈性。這項調查採立意取樣，不能代表所有家庭，卻提醒我們：部分父母面對的未必只是態度問題，也包括工時、輪班、通勤與照顧責任的現實限制。

這些限制不能成為放棄親職責任的理由，卻也不能假裝不存在。父母仍有教育孩子的責任，政府則應盡量降低家庭履行親職責任時面臨的制度障礙，包括托育、育兒支持與親職服務等。制度不能替父母教孩子，但至少應讓家庭較有能力履行自己的責任。

學校也有自己的責任界線。教師必須進行班級經營、生活教育與學生輔導，但學生的行為、情緒與家庭問題，不應全部落在導師一人身上。輔導、特殊教育與行政支援若無法共同承接，所謂「補位」，最後很容易變成第一線教師無限承擔。

教育行政同樣必須接受檢驗。教育部今年修正教師解聘相關制度後，1至5月檢舉案件由去年同期586件降至313件，送校事會議的比例由82%降至22%。但這組數字只能說明新制改變了案件受理與分流方式，不能單憑案件下降就認定制度已經改善；新制是否更公平、能否兼顧學生權益與教師專業，仍須持續觀察。

行政責任當然可以追究，縣市首長與教育主管機關也不能免於監督；但在事實未明之前，把每一件憾事立即化為政黨攻防，並不能回答教育真正面對的問題。政治責任可以追究，教育問題仍須回到教育本身。

筆者也是一名無法每天陪伴孩子的父親，因此更不敢輕易批評別人不會教孩子。能做的，只是在有限的相處時間裡，把自己的經驗、做人應有的界線，以及對責任的理解傳給下一代。陪伴時間有限，並不等於教育責任可以消失。

保障孩子的權利，也不等於免除孩子應學習的責任。孩子有受教、表達與被尊重的權利，也必須逐漸理解群體生活的規範，以及自己的行為會產生什麼後果。權利與責任，應同時成為教育的一部分。

所以，真正該問的仍是：誰教孩子為自己負責？

答案不會只有一個人。孩子要學會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家庭有不可取代的教養責任，學校有教育與輔導責任，政府有建立支持制度的責任。教育責任可以彼此補位，卻不能彼此轉嫁；真正需要釐清的，正是哪些事情可以共同承擔，哪些責任誰都不能推給下一個人。（照片示意圖資料照）